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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学法制教育的种种反思/齐汇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19:35:28  浏览:886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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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学法制教育的种种反思

齐汇


前些日子,笔者与朋友的笑谈中讲到这样一个案例,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于当今我国中小学教育方式与目的的一连串反思,闲暇之余写下一篇随文,以表刍荛之见。案例中讲到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父亲教育儿子时,传统的中国式教育遭受的尴尬境地。有一日因儿子的顽皮父亲正欲用打骂的传统中式教育方式来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儿子突然对其父亲做出了一个暂停的手势,然后很严肃地对其父曰: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享有XXX权利,父母及他人均不得侵犯和剥夺,违反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是这位中国父亲怎会理会儿子的这一翻“无稽之谈”,依旧痛打儿子一顿。于是儿子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依法判决儿子胜诉,判处父亲拘役,后来母亲将父亲保释。过了不久,父亲因为一些小事又打了儿子,于是儿子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次法院判决父亲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得进入以儿子为圆心,以200米距离为半径的范围之内。有一天父亲下班与同事一起去超市恰好遇见放学回家途中在该超市买零食的儿子,父亲此回扭头就跑,在跑了大约半公里后,气喘吁吁地问同事:“这儿离超市有没有200米远?”。
这则案例看似一则笑话,可是在一笑而过之后却有一种苦涩的味道蕴涵其中。同样是小学生,为什么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孩子和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孩子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敏感度上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这也许与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的手段、方式和目的都有着深刻地联系。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长期以来就不重视对学生法制方面的教育,就不重视培养学生自由、平等等人类基本思想观念的形成。取而代之的是老师的话就是真理,学校的规定就是法律。在学生心中往往分不清法律与纪律的关系,在纪律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往往存在着不知道到底是遵守纪律还是遵守法律的问题。也许有的老师会站出来反驳我的观点,说我们在政治课、思想品德、公民等课上都对学生进行了法制的教育。可是让我们翻开这些所谓的法制教育的课本来细细拜读一番后不难发现,中小学教材中所谓的法制教育大多数是教育学生不要实施杀人、放火、强奸、投毒、绑架、盗窃、爆炸等刑事犯罪行为,还有一大部分是教授学生有关经济犯罪和有关宪法知识的内容,而真正做为整个法律体系根基的民法制度与原则却涉及不多。宪法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的部分也只是寥寥几笔,这实在是让人感到疑惑。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样是巨大的。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一个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环境,一个稳定持久的政治环境的存在与发展都必定需要有法律的规制与协调。学法、知法、懂法已经成为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将一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途径和方式都已安排好,所以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一般不会出现太多的纠纷,法律运用的地域和空间比较的狭小,加之当时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和义务本位的思想盛行,因此公民不知法、不懂法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商品交易异常活跃,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正日渐提高,人们的观念也逐渐地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如果一个公民依然不知法、不懂法,那将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却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可怕的误区。学生往往被浩如烟海的数学、物理、化学习题淹没,在做英语和语文的有关题目时也号称文章没有读懂没关系,只要题目能做对就行。但一旦经过高考大关,以前所学的知识就几乎大多数的还给了老师。本人在北京蓝旗营附近某著名高校就读,平日接触的可谓之高中时学习的“大牛”(曰大牛者可谓之为某事能力超强的人)。可是当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回忆起以前所学习的公式定理时,也就三个字“不记得”。更有甚者一个精密仪器系的学习强人居然也告诉我以前学的微积分公式现在记得的也寥寥无几,实在是另人感慨颇深。一个人记住洛仑兹力的公式f=quBsinA也许只是一时的,哪怕你记性再好,一辈子都记得,只要你不是从事与之相关的行业,恐怕你一生也不会用到一 次。而法律却有着另外一番景象,运用法律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知道法律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不论你从事何种行业,法律都将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英美法律中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否认不知法律不为罪”原则。申言之,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知晓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义务,当有人因触犯法律而对其追究责任时,其无权以自己行为时不知道该项法律的存在为其抗辩的事由。法律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行为的指南,而且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利遭受侵害时请求国家予以救济的工具。如上述案件中当儿子的正当权益遭受来自父亲的不法侵害后,法律便成为了受害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敢问要是儿子压根儿就不知道美国法律中关于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这项保护措施,他会有其后运用法律的正当程序来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吗?由是观之,也许记住一句法条比记住洛仑兹力的公式要有用且实际的多啊!可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却往往将最重要,最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内容摆在最卑微的位置,这其中的深刻原因也许值得我们好生的反思。
曾经有一位北方农村的教师亲口告诉我,我们也知道法律对于每一个学生将来人生的重要性,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将过多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思维教授给他们,学校的管理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句话似乎道出了广大老师们的心声----学生懂法,将难以管理。细细想来这还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当然这一方面需要我们教师本身法律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也需要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作为老师,他起码应当知道学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所具有最基本的权利,对于有关于生命权、名誉权、人身权、隐私权等等人格权和学生最起码的受教育权应当有所了解。而学生也应当搞清楚哪些行为是学校有权自主处分的,哪些行为是学校无权干涉的,由此做到不要动不动就“告”字当头。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施政思路,在这句口号的影响下,“关注民生”成为了各级政府的施政方针和目标。在一个法律人的视野中,“关注民生”就是切实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首要的任务是让每一个公民知道自己拥有何种权利,从而在此基础上才谈的上维护自身权利和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在中国走向法制社会的今天,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对于法律知识的教授还是如此的吝啬,这实在是令人担忧。法治的大环境不是单单靠几个法学家、几个教授的几本著作和几篇文章就能够形成的,而是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维护、共同遵守、共同监督才能得以逐步的形成。而中小学生自由、平等、正义等概念的形成需要我们中小学的教师们的辛勤耕耘和细心教导。如果在人生最为宝贵的年华中缺少了这方面的教育和引导将是法治的悲哀,社会的悲哀,同时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的悲哀啊!
前几日闲暇时在家读报,无意中读到一则有趣的报道。在美国,小学生往往在学校考试中所写的作文都是一些比较具有思考空间的题目,如《我看美国的民主》、《正义理念的呼唤》、《自由与平等的理想》等等。这些题目在中国一般情况下往往也只有法学专业的学生提交法理学、刑事诉讼法、法哲学等相关课程的论文时才会写到,我们的中小学生哪里会去写这方面的文章。在中国,我们的小学生往往写的题目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等等文章。也许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法治社会”与“伦理社会”的区别吧!可是近几年的各类高考中考题似乎都有了较大地进步,作文的题目越来越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如1999年长沙市中考题《这也是课堂》、2001年的高考作文题《诚信》、2002年的《心灵选择》都是立意十分深刻的题目,给考生以广阔的议论空间,可喜的是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好文章层出不穷,有大气磅礴的;有娓娓道来的;有洒脱豪放的;也有小资韵味的,更有强人以一篇《赤兔之死》的古文成为了当年的明星作文。但是可悲的是思考深刻、逻辑严密、议论精辟、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好文章却实在少见。这也与我国中小学法律教育薄弱不无关系。
时代前进的步伐总是那么的悄然声息,而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却总被人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反思了许久后,我们惊喜的发现当今社会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慢慢地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如刘燕文诉北大案、武汉某学生因结婚而被学校剥夺其受教育权案、上海某高三学生因学校将其与女友亲密的录像公之于众,而以学校侵犯其隐私权为由将学校告上法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此种种事情发生后,学校并没有为学生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也就是说,这些学生手中的法律武器并不是学校教授的,而是有关律师提供的,这更让我们反思现行教育制度的缺陷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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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农村信用社因体制改革导致资产增减变化财务处理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等


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农村信用社因体制改革导致资产增减变化财务处理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



根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1994年以后,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逐步脱离了行政隶属关系。现对农村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而导致资产增减变化的财务处理通知如下:
一、信用社占用有关部门的资产,凡产权已属于信用社所有的,一律作为盘盈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二、有关部门占用信用社的资产,经信用社同意,并报上级信用联社批准,其产权已不属于信用社的,一律作为盘亏处理,计入当期损益。当期计入损益有困难的,可在5年内分期摊销。
三、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资产产权界定不清的,应尽快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协商处理,以便明确产权归属。对一时难以分清的,可暂作待界定资产处理。
四、其他原因造成资产增减变化的,应按财会制度有关规定处理。



1997年7月9日
  【内容提要】公诉方式的设计一直是刑诉法理论上和立法上的难题,而公诉方式又涉及刑事诉讼模式的整体运行。受刑事诉讼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分别采取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两种诉讼模式,其公诉方式也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前者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按此方式,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只能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表明控诉一方的诉讼主张,而不得同时移送有可能使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的其他文书和控诉证据,也不得在起诉书中引用这些文书和证据的内容;后者采取全案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即公诉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时,不仅要提供起诉书,还要移送所有的卷宗材料。[1]

  【关键词】 新刑诉法 公诉方式 复印件主义 卷宗移送主义

  有关检察机关刑事公诉方式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卷宗移送主义”到刑诉法修改后的“复印件主义”,再到当前不少学者所倡导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无不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如今。新刑诉法的出台,又再一次确认“卷宗移送主义”的公诉案件移送方式,难道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刑事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探讨刑事案件的公诉方式的取舍。

  一、我国现行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复印件主义”[2]

  所谓复印件主义,即指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人民检察院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不仅要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且要向法院移送有关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公诉方式。这一公诉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摒弃了过去全案卷宗移送的做法,兼取了“卷宗移送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内涵,既能够防止法官在庭审前形成主观预断,又能够实现公正裁判。然而多年的实践却证明,“复印件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1、有罪推定思想指引下,公安、检察机关、法院的相互配合机制,使得办案中犯罪嫌疑人客观被“被告化”

  实践中,不少侦查人员只收集定案的有罪证据,认为反正还有法院最后把关,图省事,怕麻烦,并且材料比较粗,在移送起诉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对该做的工作不做,如核实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辩解或查证不同证据间的矛盾等工作。而案件一旦移送到法院,法院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会依职权主动收集相关证据。因此,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基于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模式,共同将被告人绳之以法,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2、严格意义上的“庭前程序”的缺失,加剧了法官的庭前预断失误,不利于案件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赋予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有程序审查权,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116条规定这一程序性审查工作由人民法院指定审判员进行。但是,由于全国法院实行的“大立案”改革机制,刑事审判庭无权决定刑事公诉案件的立案工作,只能无条件接受立案庭移交过来的案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立案庭只是“对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立案登记”。所谓立案登记,只是过过手而已,不管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不管是否符合开庭审判的条件,均要移交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根本不存在什么程序性审查,以至于对明显不符合开庭审判的案件,如不属于本院管辖、缺少刑诉法第150条规定的移送材料等,也立案受理。因而,复印件主义,使得审理法官无法准确判断案件的主要证据,得不到充分、全面的庭前案件信息,加大做出错误的庭前预断的风险,更加不利于案件审判和纠正法官错误。

  3、律师辩护权利被不断弱化,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法庭庭审流于形式

  诉讼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法庭庭审不可能真正达到法官中立,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程序正义。公诉机关在仅移送主要证据给法院前,刑事律师仅可以审阅相关的技术性材料和相关鉴定文书,及使在审判环节,他们只能查阅主要证据,刑事律师也无法掌握全部案件信息。姑且不说主要证据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要证据,即使是,也是对被告人不利的定罪证据。基于“六部委”出台对主要证据的认定标准后,主要证据解释权也归检察机关所有。同时,辩护律师也几乎不敢提取同侦查机关相反的证据来提交法庭,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的调查权受限制,另外一方面,担心侦查机关报复,以“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使自己深陷囵狱。所谓“辩护有风险,取证需谨慎。”因而,律师在庭上的辩护意见仅停留在对侦查机关已查证的证据类别和内容上,涉及到罪轻的证据提交也停留在被告人的现实表现情况等无关痛痒的证据材料收集上,而丧失其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法律的悲哀。

  4、不利于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成本

  鉴于基层办案压力较大,对于“复印件主义”,则要求检察官提交主要证据,等待法庭的审判,并且对于经第一次开庭后,对于控辩双方来讲,都存在对法官审判突袭的可能性。律师全面听取控方所指控的犯罪证据后,提出申请重新鉴定、或要求控方查证的要求,控方也基于此可能提出调取新的证据的请求,不利于及时总结案件争议焦点,诉讼效率不高。针对普通刑事案件,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做法,不但会产生大量的复印费用,而且这种做法也收不到实际效果。实践中,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干脆变通处理:即在起诉书中写明移送复印件,同时移送案件时全案移送。由于检察机关或法院的现有办案考评机制,导致正常的办案程序所带来的风险被放大化,办案单位怕影响到相关职务升迁以及全体办案人员的绩效奖金发放,法院往往是先定后审,或者审了不定,待全部阅卷后再确定,达不到庭审应有的效果。因此,移送证据复印件意义不大,不以利诉讼的展开。

  二、在职权主义的刑诉模式下探讨回归“全案移送模式”的可行性和必然性

  站在实证分析的角度,我们要清楚我国现有刑诉模式为“职权主义”主导下的“类当事人主义”。法官在审判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基于庭前审查程序的缺失,所导致的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公诉方和辩护方、被告方仅具形式上的平等,而无实质意义的对立。法官在现有情况下,仍然进行实体审查,无法排除预断。因此,单纯的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公诉方式,不仅不会增强庭审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反而加大了“突袭审判”的危险,容易造成对抗的随意性和发散性,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做出正确判决。同时由于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对案件基本事实和具体证据的了解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势必导致庭审过程拖沓,若将所有问题(特别是起诉的形式要件)都放到开庭后解决,难免造成诉讼的不必要拖延。[3]在分析了“复印件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存在的缺陷后,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对抗制诉讼改革的基本精神前提下,重新构建“卷宗移送主义”这一传统公诉方式,是我国现阶段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这符合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即追求客观真实,保障实体公正

  我国现有的追求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理念——惩治犯罪,实体优先。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决定了法官在庭前必须掌握相当的案件信息。而复印件主义远远不能满足法官内心对案件真相的把握,即使不全案移送,他们也往往通过其他途径来掌握案件的相关信息,比如事先与办案单位沟通,就疑难问题询问相关承办人,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而全案移送则解决了法官的这种尴尬境地。从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作用看,卷宗移送主义更符合认识规律。人们对客观事物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事物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获取该事物的信息的增加,以及思维的演绎而发展变化。法官对案件的庭前认识,经过庭审过程,兼听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完全有修正错误认识的时间基础和信息基础。如果在公诉方提交案件卷宗和证据后,开庭审理前,同样允许被控方提交辩护证据材料,不仅有助于扩大法官的认识基础,而且有利于提升程序公正性,为证据的采信和裁判的形成提供充分的说明理由。因此,卷宗移送主义有利于保障实体公正。

  其次,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增强对抗性,保障法官引导审判

  我国现有模式引入当事人对抗主义诉讼模式,但缺乏庭前交换程序,为体现程序公正,削弱法官预断的影响力,从目前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能力、手段等各方面来看,控方在提起公诉时全案卷宗移送有利于辩方及时掌握全案证据,增强辩护的针对性。同时,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点的集中也有利于形成控、辩、审三方认识的基本一致,从而纠正法官预断的偏差,进一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而全案移送,有利于法官实现探明诉讼焦点,依职权合理引导庭审,控制控辩双方交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第三,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在当前实行“复印件主义”公诉方式的背景下,以全案卷宗移送为手段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会很大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卷宗移送方式下控、辩、审三方均对案件事实达成了一个大体相当的“基本共识”,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如果在普通程序案件中实行全案卷宗移送,虽然不能消除三方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但能够在建立事实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同样能够大幅度提升庭审效率,进而提高目前普通程序案件的当庭宣判率,这与推行试行庭前证据展示的基本目的也是一致的,是适应当前刑事诉讼效益原则要求的。

  第四,传统“卷宗移送主义”的基本缺陷能够得到克服

  1996年刑诉法之前适用“卷宗移送主义”,往往会出现先定后审的情况,是因为1979年刑诉法108条有一个规定,法官在开庭之前要全面审理案卷材料,要根据审查之后得出三种情况的结论,有罪的开庭审判,通知被告人可以申请律师,事实不清的、证据不足退回检察机关侦查。依法不构成犯罪,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是第三种,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这是108条惹的祸,不是移送材料惹的祸。由于目前的庭审方式已不再是过去的法官纠问式,而是吸收了大量的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对抗内容。“法庭上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以及对书证、物证的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审判人员在法庭上的发问以及庭外调查仅具有补充性。因此,预断对庭审的影响大为削弱。所有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都必须经过庭审调查。控辩双方举证和质辩,法官居中听审。听审中的信息输入不可能不对法官的错误预断产生影响。”[4] 同时,当前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和审判监督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制约了传统卷宗移送做法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作用的发挥。

  第五,“卷宗移送主义”模式这也是新刑诉法的程序要求,是新刑诉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刑诉法着重强化证据意识,增强庭审对抗。基于对抗的增强,新刑诉法不但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证据收集以及证明要求,这些规定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全案移送主义”的内涵。在全案移送模式下,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但要收集有罪的证据,而且要全面、客观收集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无罪的证据,通过细化的证据类别和严格证明标准的适用,从而为庭审对抗打下良好基础。这要求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至移送法院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庭前准备,积极收集证据,严格起诉证据,同时也是对法官审判的一种制约。因而,“卷宗移送主义”模式是适应新刑诉法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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