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协议无效，损失应由谁承担/王新根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03:51:39 浏览: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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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协议无效，损失应由谁承担
[案情]2004年2月9日，九峰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简称开发公司）与金桥针织厂（下简称针织厂）协商签订了一份临时供电协议。同月15日县供电局在协议上补签了“同意用电暂由针织厂转供”的意见。同年9月8日及22日针织厂以自己工厂全面开工不能保证开发公司施工工地用电为由，与开发公司协商未果，两次停供开发公司施工用电，开发公司以不能按时完工造成损失为由向针织厂索赔。开发公司在索赔不成的情况下，于10月诉至法院，请求赔偿损失9万元。
[分歧]此案在审理中，对双方签订的供电协议是否有效，针织厂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有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开发公司与针织厂签订的供电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签订协议后又经供电局同意，该协议合法有效。因此，针织厂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开发公司与针织厂的供电协议虽属有效协议，但该协议是在针织厂半停产状况下签订的，针织厂现全面开工理应先保证自己用电，且针织厂先后两次停电通知开发公司协商，开发公司却以有供电协议为由置之不理，也应负一定责任。因此，针织厂应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开发公司与针织厂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协议，针织厂不承担赔偿责任，开发公司的损失应自己承担。
[评析]笔者倾向第三种意见。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定并颁布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在公用供电设施未到达的地区，供电企业可以委托有供电能力的单位就近供电。非经供电企业委托，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向外供电。显然，委托供电协议是由供电局组织双方签订并由供电局委托一方转供电给另一方，并付给受委托供电方一定的转供费用。针织厂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协议虽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签订的协议缺少主要当事人（即委托机关供电局），形成了事实上的协议订立程序不合法，供电局后来签署的同意性意见，只是同意临时转供用电，而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明显此供电协议不是供电局委托签订的，事后供电局既未减收针织厂基本电费，也未向针织厂支付转供费用。现临时由针织厂转供用电也已超过半年，而双方在供电开始至引起纠纷期间均未创造条件实现由供电局直接供电。开发公司与针织厂签订的供电协议属自行向外供电，签订协议程序不合法，主体也不合法，协议签订违反了《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的合同属无效合同。故双方签订的供电协议属无效协议，该协议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协议所规定的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均无效。因此，开发公司因针织厂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自己承担，针织厂不负赔偿责任。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王新根
关于印发《湖州市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湖州市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湖政办发[2000]126号
《湖州市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000年八月十六日
湖州市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规范烟花爆竹经营活动，保证国家利益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浙江省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实施细则》、《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浙合业［2000］111号)及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暂行办法。
第三条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供销合作社按各自职责，负责本暂行办法的具体实施。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配合做好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市场抽查。
第四条 烟花爆竹实行归口经营、经营资格审批和许可证制度。
第五条 烟花爆竹由市县供销社专营公司或日用杂品公司统一批发经营。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单位须经省供销社资格审查批准，取得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行业资格；经市公安机关安全经营条件审查确认，取得《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发营业执照，方可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经营活动。
本市按前款规定取得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资格的单位，市供销社、公安机关应当分别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烟花爆竹代理批发经营点，是批发经营单位的延伸，其数量、地点，由市、县批发经营单位会同公安机关协商确定，经公安机关安全经营条件审查确认，核发《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代理批发经营点须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代理批发经营点不得从生产单位直接组织货源，变相独立经营。委托的批发经营单位应配合公安机关对接受委托的代理批发经营点进行安全经营管理。代理批发经营点应报市公安机关备案。
第七条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业务，应符合营业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并经公安机关安全审查确认，取得《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零售点布设，按从严控制数量的原则，由市、县批发经营单位，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商确定。
第八条 本市烟花爆竹货源的组织，由符合本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批发经营单位统一负责，代理批发经营点或零售点不得经营来自其他渠道的烟花爆竹。
第九条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省有关烟花爆竹订货、合同和调运手续管理规定，必须从具备有效的《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进货；经营的产品必须具有省级以上烟花爆竹产品质量检测部门出具的质量合格证明，并应符合本市销售、燃放的时间、品种、区域等限制。
第十条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单位、代理批发经营点、零售点，应具备与其经营业务规模相适应、符合公安机关规定要求的烟花爆竹安全存放仓库和安全储存保管措施，并在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安全操作规定。
第十一条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单位、代理批发经营点，应负责对代理批发经营点和零售点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第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应加强行业管理，做好归口经营的监督管理工作，发挥好流通主渠道作用。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仓储设施安全条件、经营人员安全知识培训情况、企业内部有关安全管理制度、有关安全经营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等安全经营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和监督管理。严格《民用爆竹物品销售许可证》的核发。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对烟花爆竹购买合同内容和产品安全检测证明进行严格审核，严格执行关于出具《爆炸物品购买证》和《爆炸物品运输证》的规定。
第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能，对烟花爆竹产品市场进行监管和质量监督，严厉查处制售劣质及违禁产品行为。
第十六条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应严格遵守上级关于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控的有关规定，所经营的烟花爆竹产品均应有省统一制作的防伪标签。
第十七条 市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供销合作社应分别指定专人具体负责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工作，组成日常监管协作组织，加强协调沟通，并按各自职责查处违反安全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八条 凡不符合本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六条第一、二款，第七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禁止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对于购买、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安全隐患，依据《浙江省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实施细则》，由公安机关责令其限期整顿；屡教不改的，由公安机关吊销其《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同时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对非法制造、贩卖、私藏、私带烟花爆竹的，以及其他导致烟花爆竹流散的责任人，依据《浙江省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实施细则》，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本市市区“限制燃放”期间内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在“限放”公告中一并作出。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供销合作社依照各自职责，对有关条款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案情】
李某酒后驾驶轿车返回家的途中，因操作不当，与同向步行的王某相撞，造成王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事故。李某系乡镇干部，为逃避法律责任，电话通知其朋友谢某前来“顶包”，事后谢某因害怕主动向公安机关反映替李某“顶包”的事实而案发。
【分歧】
本案中,对于李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没有异议，问题是李某交通肇事后让谢某顶替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如何定罪处罚？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可为交通肇事罪所包含，不应当另行定罪处罚。理由是：肇事者让人顶包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逃避法律的追究，本质上是一种交通肇事后的“逃跑”行为，符合事后不可罚的理论适用；同时,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属于交通肇事罪法定的定罪情节，对该情节若作为其他犯罪事实再次予以评价，则违背“禁止重复性评价”的法律基本原则。考虑到该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可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并从重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是独立的事后行为，其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与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理由是：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属于对责任归结的逃避，此时，交通事故已经造成了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同时造成了严重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害，客观上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让人来顶替属于独立的第二阶段的行为，该行为侵害的法益是司法活动的公正和效率性，同时也不符合事后不可罚理论论述的范围，因此应当另行定罪量刑，以此来更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李某叫谢某“顶包”的行为不适用事后不可罚理论，而应当单独定罪处罚，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即肇事者以暴力、贿买、威胁等方式，指使他人做伪证的，构成妨害作证罪，应当与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理由如下：
首先，所谓的“事后不可罚行为”，又称共罚的事后行为。一般通说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是发生在状态犯的前提下，行为人实施了一个先行为，在先行为侵犯的法益的范围内又实施了一个对先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加以保持或者利用同时并未侵犯新法益的后行为，这个后行为即可以为先行为所概括，无需再次予以法律评价。常被用来解释这个概念的例子有：甲实施盗窃行为，窃得一件名贵的古董，他将该古董卖给他人以换取现金。此时，甲的盗窃行为已经既遂，那么对其卖古董的行为是否要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与盗窃罪数罪并罚呢？目前通行的做法只以盗窃罪进行定罪，从而对销赃行为进行包容。实际上，这里盗窃后的销赃行为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后不可罚行为。由此，判断是否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必须符合以下几个要件：两个行为的实施是基于同一个犯罪故意；第一个行为必须构成状态犯；第二个行为没有超出第一个行为的法益范围；两个行为均符合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后不可罚行为本质上是先行为已符合完整的犯罪构成，足以评价整个行为的性质，同时后行为能够被主行为加以吸收，故无需另行定罪评价。
其次,交通肇事后叫人“顶包”的行为，前后两行为侵害的法益范围不同。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本质上可分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和“顶替”两个行为。肇事者的“逃逸”是一种规避法律责任、侵害被害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属于交通肇事中的从重评价的范围，其侵害的是公共安全；而肇事者让人“顶替”的行为虽然与交通肇事本身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但其实质上侵害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其侵害的法益显而易见的已远远超出了前行为所能涵盖的范围。同时前后两个行为的主观状态不同,事后不可罚的行为要求前后两个行为基于同一个犯罪故意，而在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中，前一个交通肇事是过失犯罪，后一个让人顶替的行为是明显的故意行为，前后行为的主观状态是不相同的。
再次,叫人“顶罪”的行为符合妨害司法罪构成要件。 李某交通肇事后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即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不存在不法状态的持续要求。之后，李某叫谢某“顶罪”的行为，属指使他人作伪证，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李某明知自己叫谢某顶替的行为会妨害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却希望这一危害结果发生，客观方面表现为指使他人作伪证，已侵害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的客体，其行为符合妨害司法罪的构成要件。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