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机动车维修及配件销售行业管理规定

上一篇: 优秀少年儿童电视“金童奖”评奖办法
下一篇: 关于排入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的污水总磷标准问题的复函

略论法官名誉权的司法救济---从王法官名誉权一案所想


一、王法官一案的情况
日前重庆市A区基层法院受理了B区基层法院一王姓法官（某庭庭长）诉三家报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重庆现代工人报）的名誉侵权案。三家报社发文刊载内容为“政府人员涉嫌造假，法院法官违章办案，重庆建科院面临解体”一文，文中涉及王法官的职务行为，并略作否定性评论。王法官认为报社报道不实，评论不当，以自己名誉受损为由起诉至A区法院要求赔偿。A区法院择日依法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各抒己见，先后陈词，法庭紧紧围绕王法官审判案件之职务行为的事实开展调查，以求辩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适当。
二、审理上的逻辑矛盾
一个法院要对一类案件予以审理，必定要能够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倘若行使权利时出现矛盾就会导致权利无法行使，案件也就不能审理下去。笔者认为A区法院对王法官名誉权一案的审理就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 A区法院审理此案行使了对B区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审理名誉权案件也就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本案而言焦点在于审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本案新闻报道的是王法官的职务行为，更明确的说是王法官代表B区法院行使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若对此进行审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合法，报社新闻报道不实，评论不当，判王法官胜诉；二、反之，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不合法，报社新闻报道属实，判王法官败诉。这两种情况是法院审理此案的仅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对审理法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法院必须对报道的内容即王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做出判断和确认，即有没有这个司法职务行为，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判定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从上分析可知，A区法院在自己的一件一审名誉侵权案中对B区法院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行为予以了调查、确认和判断。从审理的出发点和表面形式看A区法院行使的是对一个一审名誉侵权案的审判权，然而由于它的判决必须对另一法院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的正误做出决断，所以实质上A区法院行使的是针对其它法院司法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即审判监督权，也可称为监督司法之司法权。
（二）A区法院不能在此案中行使审判监督权
A区法院是通过行使审判监督权来查明法官名誉权案件的事实，行使审判监督权就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要前提。但这种监督权是否可以在这样一个民事案件中行使？依法又应当怎么行使？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行使？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司法之司法权绝不是可以通过一个由当事人发起的名誉侵权案可以行使的，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如此行使。因为审判监督权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范畴，它指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自己行使的监察、督促权。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所适用程序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依法律之规定，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院对本院的司法行为能够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另外上级法院还可在二审程序中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纠正一审的错误。可见对法官在案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予以判断的审判监督权，不是随便哪个法院可行使的，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之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法院行使。要行使这一权利就必须满足主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条件，最高法院也只能如此，而A区法院是不符合行使条件的，但它却实质行使了这一权利。
（三）这样行使审判权将会产生逻辑矛盾
倘若允许象A区法院这样在法官名誉侵权案中行使实质的审判监督权，就会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并且在实际中也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例如若重庆市高级法院张法官对一具体案件予以判决的审判职务行为被一在全国发行的大报报道，刊称其审判违法，判决不当。张法官认为报道不实，名誉受损，遂向一侵权结果地法院四川省某县基层法院起诉，称其名誉受损要求报社赔偿。倘若这一基层法院确认张法官行使的审判职务行为不合法，判决错误，报社报道属实，不构成侵权，岂不是得出重庆高等级法院之判决被四川省一基层法院予以监督否定的结局。可见法院是无法在此类案件中行使如同普通名誉侵权案一样的审判权，并且也不应当如此行使，否则既有悖于法律又会产生审判监督权行使的误区和矛盾。
不能在法官名誉权案件中行使审判监督权审查法官职务行为，就无法查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案件也就无法审理。那么对这类案件应当怎样处理呢？笔者认为凡新闻单位报道法官职务行为所生法官名誉侵权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应受理，从法官的角度说即为法官在此中的名誉权皆不可获司法救济，并且可推而广之及于其它肩负国家职责的一切人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市长、区长等等。不获司法救济并不等于是说这些职务人员没有名誉权，他们有名誉权而只是在司法上无法救济，但还可通过其他渠道予以救济，如行政渠道。无法获取司法救济是因为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但这只是原因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法益的价值取向看笔者认为也不可获司法救济，下面一点将对此方面实体内容作一定论述。
三、不获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观念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起诉，那么法院可否起诉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起诉。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做出较科学的决策，哪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从上点论述可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民众之正当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法官或行政官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名誉权案件中当这两种权利各自自行实现时，是否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呢？试想若二者都能得以均衡充分的实现，岂不两全其美，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在现实中，许多权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相互冲突的，最后常常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结局。笔者认为就此二权在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且若放任两种权利自由行使与发展，最终结果将是剥弱新闻自由。
因为首先象笔者所述两种权利各自行使，新闻单位基于新闻自由充分报道法官、法院、行政官员、行政机关职务行为，大大小小官员、机关基于自身名誉权受损需保护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且不说审判结果如何，从内心而言就给新闻单位造成无形的压力，原告毕竟都是“手持”一国或一方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而新闻单位充其量是一个事业单位，从发展来看称为企业更为合理。新闻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许多方面还要“仰仗”原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对此方面的报道必定会过于“慎重”，并缺乏信心，不能做到“不思量”的自如报道。心存顾虑的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看来若名誉权得以自行伸张，新闻自由就会被削弱。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三)两种利益之间的抉择
两种利益在各自实现中产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能“两全其美”地解决，那么就要求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一方面是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官员的名誉权，两者都是包含于宪法内的基本权利。若作横向比较谈不上谁比谁重要，都为人们所需要，但是若置于特定条件下，特别是两种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就必须比较进而抉择其中之一。如淡水和石油被人们所需要，但在少水多油的沙漠化国家淡水就更为珍贵，人们为了生存就会舍油取水。看来抉择的标准就是看在某种条件下哪方的利益更重要更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笔者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利益比较后立场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对凡因职务行为相关内容被报道提起名誉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公众的利益较之于个人利益更重要。名誉权主体是法官、行政官员，利益只指向他们单个主体，而不涉及其他人；新闻自由却不同，行使的主体虽然只是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或公民个人，但其中涉及的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即视听公众的利益，他们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利益主体数量巨大，涵盖整个社会，这是法官、行政官员所无法比拟的。二、政治利益较之民事利益重要。名誉权只是一项民事利益，而新闻自由是一项政治利益，新闻自由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存在，它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就不能形成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就会非良性运转，这将不利于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在此只能维护新闻自由。对法官、行政官员来说，名誉权仍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提供救济而已，他们必须在自己名誉权益上做出让步，这是承担国家公职所带来的责任。
四、准确划分不获司法救济的范围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起诉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做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做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起诉；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而属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本身而属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权予以救济
新闻单位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被定义为事业单位，因而他们应当与营利动机相距较远，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单位却并非如此，刊物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导致的广告收益早已成为他们甚为关心的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工作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也无可厚非，单靠少量财政拨付是难以支撑奏效的舆论监督的，并且这也不能与那些“无冕之王”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适宜。然而过分关心自己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以营利企业的运作方式运转都定会引来负面效应，我国现尚无相关的具体财经制度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医院、学校、证券登记公司等等）予以约束，因而他们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影响下定会越走越“远”，新闻单位也难逃此“症”。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职责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一些非经济的目的就不一定会遵循真实报道、恰当评论的原则，新闻自由权利就会被滥用，而权利都是应当有边际的，在法治社会不应当存在不受约束与监督的权利。职务行为被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时，依据本文的观点职务人员无法提起诉讼，就失去了一个约束与监督的渠道，但新闻单位的不当行为责任定不能免除，笔者认为可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监督的实体依据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和新闻出版署制定的规章，依据这些规定，报道不正确应当承担在最近期刊相应版面作更正报道和视情节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笔者认为被报道的法官等职务人员因为失去了起诉的机会，就应当专门为之建立职务方面报道的行政投诉机制，对投诉受理的主体、处理的程序、处理的期限等等做出详尽的规定，让新闻单位能够及时做出更正报道，让视听公众能及时知晓，从而恢复法官等职务人员的名誉，进而对法官名誉权予以了救济。

谢 侃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9年3月31日龙胜各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12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职工队伍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六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七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技、文化与卫生
第八章 民族关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龙胜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侗族、瑶族、苗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还聚居着壮族、汉族等民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龙胜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的规定，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时，如遇有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抵触的，按《民族区域自治法》执行，并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下，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林业和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工业和旅游业，积极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政治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克服妨碍民族进步的陈规陋俗，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
第九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在公民中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教育，保护各族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惩处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打击一切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活动。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各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并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内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各民族的比例，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各少数民族都应有相应的名额。应当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侗族、瑶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主任、局长组成。自治县县长由侗族、瑶族、苗族中的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各少数民族人员所占的比例应与其人口所占比例相适应，汉族也应有一定的名额。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正职或副职领导成员中，应配备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干部；在全县干部中，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应尽快做到与各民族人口比例相适应。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由县长主持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以及工作人员，要为政清廉，遵纪守法，秉公办事，提高效率，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和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侗族、瑶族、苗族公民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有侗族、瑶族、苗族人员。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和审理案件时，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四章 自治县的职工队伍建设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且特别注意从少数民族和妇女中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和自治县实际情况，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总编制指标内，确定自治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由自治县自治机关自行安排补充。
自治县在吸收录用干部和工人时，可以确定从各民族和从农村人口中招收的名额，对招收的少数民族人员，条件可适当放宽。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优先招收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员。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各种学校和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加强对干部、技术工人的培训，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有计划地选送各民族干部和工人到外地学习和进修。鼓励自学成才。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各种专业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有显著成绩的干部、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高寒边远山区的特点和本级财政情况，对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和离退休人员在生活福利方面给予适当优待。

第五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制订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事业；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它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本地方的基本建设项目。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根据自治县资源优势和特点，因地制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坚持以营林为基础，制定林业生产和木材经营管理办法。
自治县的森林除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外，均属全民所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林木、宜林地和个人所有林木及其使用宜林地，由自治县人民政府造册登记，核实发证，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森林资源加强管理和保护，有计划地封山育林、种植、抚育、更新和间伐，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保护水源林，提高森林覆盖率，注重水土保持，严防山火，促进林业生产持续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植物资源。在上级国家机关的财政支持下，建立花坪、西江坪、亭子坪、天云山和矮岭温泉等自然资源和风景保护区。
对于珍贵稀少野生动物、植物，严禁猎捕和采伐。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用材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和国家计划，对林木（含国营林场）进行有计划地砍伐。除完成国家上调木材任务外，其余木材随行就市，由自治县自主安排经营、加工和销售。
自治县对在林区中的残次木、间伐材及木头、木尾应充分利用，经县林业部门批准，允许在当地加工林产品自主销售，不列为计划内指标。
自治县国营森工企业经营木材的税后利润和其它林产品属自治县所收取的费用纳入县财政，主要用于发展林业生产。在自治县征收的育林基金、更新改造资金和林政管理费留归自治县的比例，应给予照顾，高于一般县，作为发展林业生产使用。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实保障林农的利益。对于林农的林木，谁种谁有，长期经营，依法继承，按国家计划砍伐，由自治机关规定收购的最低保护价。
自治县内的国营林场要照顾当地群众的利益，从利润中划出适当比例支持当地群众发展林业生产。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矿产资源法规定，加强矿产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乡镇企业、联合体和个体户开发矿产资源时，必须依法开采，服从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禁止破坏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滑石矿资源优势，合理开发和利用。自治县开采的滑石矿块，按照优待自治地方的原则协商确定合理的基数，交售上级主管部门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自主经营销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内开办的滑石矿企业的合法经营权。除滑石矿块产品税由当地税务部门征收外，上级国家机关滑石矿企业，应在利润方面，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土地管理，合理使用土地资源，严禁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一切单位或个人建设用地都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集体、联户或个人开发的山岭、荒地、造田造地，谁开发谁受益，并依法保护其使用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征收的耕地占用税除上交中央以外，留归自治县用于发展农业。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粮食生产，稳定粮食耕地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和单产，增加粮食产量。
农民承包地、自留地，非经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承包地，由发包单位收回调整。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措施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和家禽等饲养业，推广科学饲养技术，逐步建立良种繁育、饲料、防疫等服务体系，提高饲养效率和产品的商品率。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发展县属骨干企业前提下，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及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贫困地区工作的领导，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扶持开发性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林业、电力、农副产品加工、矿产、食品、民族手工艺品和制药等工业。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和协作，促进经济的发展，积极引进国内外技术和资金，联合或独资经营，对联合或独资开发经营的企业，自治县给予优惠。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事业；自治县内隶属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要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并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它法律规定接受自治县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需要，积极发展水电事业，在统一规划下，鼓励和支持集体、联户或者个人兴办水电站，允许其依法合理收费，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集体、联户和个人承包山塘、水库发展养殖业，在不妨碍农业灌溉和人畜饮用水的前提下，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支持下，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加强乡村公路、林区道路和农村邮电通讯网点建设，逐步改善运输条件和邮电通讯条件。鼓励社会集资修建公路、桥梁、邮电通讯等基础建设，允许依法合理收费，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内所征集的交通能源基金，除完成上交中央任务外，留归自治县使用，以加速发展自治县交通运输事业。
第四十条 自治县建立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发展集体、联户和个体商业。
自治县根据民族贸易政策，享受国家对民族贸易机构“利润留成，自有资金，运费补贴”的优惠照顾，发展商业、供销、医药企业，搞好商品流通，繁荣民族贸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
鼓励社会集资修建农贸市场，允许集资者依法合理收费，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大力发展出口商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在上级国家机关对外贸易计划指导下，对出口产品和进口物资的配额，享受优惠照顾。自治县所创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收入，除上交中央外，留归自治县安排使用。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旅游事业，建设具有民族风情和山区特点的龙胜旅游胜地。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建筑、民族文化和民族工艺品。

第六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行使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安排自治县的财政收支。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自治县加强财政管理，立足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自治县财政年度预决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财政预算在执行中如需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自治县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如因国家政策统一调整或因重大自然灾害，导致自治县财政发生重大减收或增支时，报请自治区财政部门增加补贴。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格执行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国家规定设立的机动资金和预备费，由上级财政机关按规定拨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各项专款和民族补助费，实行专款专用。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结合自治县的经济发展实际，对属于地方财政收支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享受国家的长期无息、贴息、低息贷款的优待和发展生产的信贷优待；在自治县内组织的储蓄存款，多存多贷，为发展生产建设提供资金。

第七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技、文化与卫生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和自治县的特点，自主管理和发展自治县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从实际出发，根据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发展教育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努力办好民族中学、小学，对文化基础较差的少数民族，招生名额应予照顾。在边远贫困地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助学金为主的民族高小班。加强基础教育。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特别要重视女适龄儿童入学受教育。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大力发展农民业余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科技水平。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开办职业学校。对未能升学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开办职业技术培训班，培养城乡实用技术人才。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各类学校实行分级管理，多渠道集资办学。根据自治县财力，逐年增加教育经费。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加强教师的培训工作，努力提高教师素质。为教师搞好教学提供必要条件；保护学校财产，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尊重教师，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做出贡献的教师实行优待。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科学技术人员应面向自治县经济建设，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推广运用科研成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推广先进技术有显著成效和振兴各项事业有功人员，给予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奖励。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鼓励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革命文物、历史文物、民族文物和名胜古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扶持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培养少数民族的文艺人才，发展民族文学艺术。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网点，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防治地方病和流行病，加强妇女病的普查普治工作，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民族医药、医术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应用，培植野生中草药材。
自治县积极鼓励经卫生部门认可的集体和个人开办医疗门诊和中草药店，允许经卫生部门认可合格的民间医生正当行医。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执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积极培养体育人才，增强人民体质。

第八章 民族关系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各民族都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平等和睦相处，齐心协力把自治县建设好。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内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在壮族聚居的地方推广壮文工作。
第六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每年8月19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可制定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实施办法。



198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