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部直属公司经理负责制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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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府


海南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
海南省政府

第一条 为保障国家对军人的抚恤和优待，激励军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献身精神，加强军队建设，根据国务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实行国家、社会、群众三结合的制度，保障军人的抚恤优待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使抚恤优待标准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
第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复员军人、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含失踪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和现役军人家属，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享受抚恤和优待。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规定，正在服役的军官（含由现役军官改任的文职干部）和士兵。保留军籍的军队离休干部按现役军人对待。
（二）革命伤残军人是指经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制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的人员。
（三）复员退伍军人包括复员军人和退伍军人两部分人员。复员军人是指1954年10月31日开始试行义务兵役制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等，持有复员、退伍军人证件或经组织批准复员的人员。在乡的红
军失散人员也按复员军人对待。退伍军人是指1954年11月1日开始试行义务兵役制以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持有退伍或复员军人证件的人员。
（四）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现役军人的家属是指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以及依靠军人生活的十八周岁以下的弟妹、军人自幼曾依靠其抚养长大现在又必须依靠军人生活的其他亲属。
“其他亲属”是指军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因丧失父母或父母无抚养能力，其他亲属自愿或受托连续抚养其逾七年以上，现在又必须依靠军人生活，且经乡、镇人民政府证明或国家公证机关公证，由户口所在的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者。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承认和享受托养人待遇的不再变
动。
第四条 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在公民中经常进行国防教育和尊重、爱护、支持人民军队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拥军优属，人人有责”的良好风尚。
第六条 省民政部门主管全省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各市、县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抚恤优待工作的领导，认真解决抚恤优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实际困难，对在抚恤优待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死亡抚恤
第七条 现役军人死亡，根据死亡性质确定为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并按其死亡性质发给其家属《革命烈士证明书》、《因公牺牲军人证明书》、《病故军人证明书》。上述证书按下列规定发放：
（一）有父母（或抚养人）无配偶的，发给父母（或抚养人）；
（二）有配偶无父母（或抚养人）的，发给配偶；
（三）既有父母（或抚养人）又有配偶的，由其父母（或抚养人）和配偶自行商定。商定不下的，发给父母（或抚养人）；
（四）无父母（或抚养人）、配偶的，发给子女。没有子女的，发给兄弟姐妹；
（五）无上述亲属的，不发。
第八条 现役军人死亡，由民政部门根据死亡性质和军人死亡时的工资收入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标准是：革命烈士为四十个月的薪金，因公牺牲军人为二十个月的薪金；病故军人为十个月的薪金。
第九条 立功和获得荣誉称号的现役军人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分别按下列比例增发：
（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或者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荣誉称号的，增发百分之三十五；
（二）被军区（方面军）授予荣誉称号的，增发百分之三十；
（三）立一等功的，增发百分之二十五；
（四）立二等功的，增发百分之十五；
（五）立三等功的，增发百分之五。
第十条 一次性抚恤金由持证的死亡军人家属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发给顺序是：
（一）有父母（或抚养人）无配偶的，发给父母（或抚养人）；
（二）有配偶无父母（或抚养人）的，发给配偶；
（三）既有父母（或抚养人）又有配偶的，各发半数；
（四）无父母（或抚养人）和配偶的，发给子女；
（五）无父母（或抚养人）、配偶、子女的，发给未满十八周岁的弟妹；
（六）无上述亲属的，不发。
第十一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家属，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按照省民政、财政部门规定的标准，发给定期抚恤金。


（一）父母（或抚养人）、配偶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收入的，或虽有一定生活收入，但不足以维持当地一般群众生活水平的；
（二）子女未满十八周岁，或虽满十八周岁因读书或伤残而无生活来源的；
（三）弟妹未满十八周岁，且必须是依靠军人生前供养的。
第十二条 领取定期抚恤金的对象户口迁移时应同时办理定期抚恤金转移手续。户口迁出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发给当年的定期抚恤金。户口迁入地的民政部门凭定期抚恤金转移手续，从第二年1月起发给定期抚恤金。
第十三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人员死亡后，除发给当月应领的定期抚恤金外，另加发六个月的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同时注销定期抚恤金领取证件。

第三章 伤残抚恤
第十四条 现役军人伤残，根据伤残性质确定为因战致残、因公致残和因病致残。
第十五条 根据丧失劳动能力及影响生活能力的程度，按照民政部颁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件》，确定革命伤残军人的伤残等级。
第十六条 现役军人因战、因公、因病致残，由军队规定的审批机关在医疗终结后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发给《革命伤残军人证》，退役后民政部门一般不再办理。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施行前退出现役的军人，因战、因公致残，有档案记载和确切证明，残情符合二等乙级以上者，可予以补办评残手续，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申报，省民政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退出现役后的革命伤残军人，没有参加工作的，发给伤残抚恤金；参加工作的或者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发给伤残保健金。伤残抚恤金和伤残保健金，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按照民政部、财政部规定的标准发给。
第十八条 参加工作领取伤残保健金的革命伤残军人是指：
（一）在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有正式工作的；
（二）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为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的；
（三）在县以上管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为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生活有保障的。
上述领取伤残保健金的人员，其所在单位不应因其伤残而解聘。必须解聘时，应征得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同意。其生活低于当地职工生活水平的，经当地市、县民政部门批准，可改领伤残抚恤金。
第十九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由国家供养终身。需要集中供养的，由省民政部门设置专门机构供养；分散供养的，由原入伍地或配偶居住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接收安置。
（一）安置地点可以在原征集地城镇或配偶居住地城镇选择；
（二）需要建房的，所需经费由安置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三）由农村迁往城镇安置的，应允许其配偶和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包括已满十八周岁的在学校读书的子女）随同迁居，并转为城镇户口；
（四）符合招工条件的配偶和子女，可参加当地招工考试，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五）本人的口粮、食油和副食品，按当地干部的定量标准供应。
第二十条 分散供养的在乡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按规定的标准发给护理费；享受离退休待遇的革命伤残军人，由发给其离退休费的单位按规定的标准发给护理费。
第二十一条 革命伤残军人因伤残需要配制假肢、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由其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申报，经省民政部门批准后方可配制；手杖、眼镜等小型器械由当地市、县民政部门负责审批。
第二十二条 退出现役的革命伤残军人户口转移，应同时办理伤残抚恤转移手续。户口迁出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发给当年的伤残抚恤金或伤残保健金，户口迁入地的民政部门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和伤残抚恤转移手续，从第二年1月起按规定发给伤残抚恤金或伤残保健金。
第二十三条 革命伤残军人死亡后，从死亡的第二个月起停发伤残抚恤金（或伤残保健金）和护理费，同时注销有关证件。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丧葬补助标准发给丧葬补助费；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由其所在单位按规定发给
丧葬补助费。其家属待遇为：
（一）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内伤口复发死亡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按照革命烈士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二）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后和因公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因伤口复发死亡的，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的待遇；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由其所在单位按因公
（工）死亡人员的规定抚恤。
（三）革命伤残军人因病死亡，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另增发六个月的伤残抚恤金，作为一次性补助。其中因战、因公致残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的家属，享受病故军人家属的待遇；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其抚恤按本单位有关病故人员的规定办理
。

第四章 优 待
第二十四条 对服现役的义务兵家属，社会和群众应给予优待：
（一）家居农村的义务兵家属，按当地乡、镇上一年的人均纯收入发给优待金。
（二）家居城镇的义务兵家属，如义务兵入伍前是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包括合同制工人），由原所在单位按本人基本工资发给优待金，原单位撤销或关停的，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发给；在校学生、社会青年应征入伍的，按每月二十元发给优待金。
第二十五条 优待金由义务兵入伍时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发给，由非户口所在地入伍的义务兵不予优待。
对优待对象的优待，要坚持年初评定、张榜公布、发证到户。评定和兑现优待的情况，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单位通知部队。
第二十六条 优待金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平衡负担，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统一向社会各个方面筹集的办法解决。具体办法由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第二十七条 义务兵在部队服役期间获得荣誉称号或立功者，按下列比例增发当年的优待金：
（一）军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或立一等功的，增发百分之五十；
（二）立二等功的，增发百分之四十；
（三）立三等功的，增发百分之二十。
第二十八条 义务兵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本人在农村承包的责任田和所分得的自留地（山、林）等继续保留；入伍前是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家属继续享受其原有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
第二十九条 农村的各种提留和义务工等项负担，现役军人不计入家庭总人口，优待对象中的孤老和孤儿全免。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免服义务工。
第三十条 退出现役的二等、三等革命伤残军人，由其原户口所在地的市、县优先安排他们的工作，并分配与其身体能力相适应的工种。
第三十一条 革命伤残军人的医疗待遇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领取伤残保健金的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其所在单位其他人员同等的医疗待遇；
（二）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二等乙级以上（含二等乙级）的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卫生部门的公费医疗待遇。不得对其实行医疗包干。凡需要到外地治疗的，须持有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级医院证明，经同级公费医疗办公室批准方可报销医疗费；
（三）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三等革命伤残军人，因伤口复发治疗所需医疗费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解决；因病所需医疗费本人支付有困难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酌情给予补助；
（四）因战、因公致残领取伤残抚恤金的革命伤残军人伤口复发，经批准到外地治疗或安装假肢的，其交通、住宿费用和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费，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给予适当补助；领取伤残保健金的革命伤残军人伤口复发需要医疗和经批准到外地安装假肢的，其交通、
食宿费用，由其所在单位按公（工）伤待遇办理。
第三十二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包括精神病患者），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因病治疗无力支付医疗费时，当地卫生部门应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酌情给予减免：
（一）无劳动能力、家庭生活贫困的孤老、孤儿，诊费、医药费、住院费全免；
（二）家庭生活困难，无力负担医疗费的，诊费、医药费、住院费减收百分之四十。
凡需减免医疗费的，由本人申请，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提出意见，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由市、县卫生部门审批，并负责办理减免医疗费手续。
第三十三条 革命伤残军人乘坐火车、轮船和国家、集体、个人经营的长途公共汽车，减收票价百分之五十；乘坐国内民航客机减收票价百分之二十。
第三十四条 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的家属，符合招工条件的，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应安排其中一人就业，所需劳动指标，在当年省下达各市、县的招工指标中解决。
第三十五条 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伍军人，报考中等学校、高等院校或招工招干考试时，本人考分在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下十分以内，可以提供档案，由招生的院校或招工招干的单位优先录取。
第三十六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弟妹，自愿参军又符合征兵条件的，在征兵期间，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武装部门应优先批准一人入伍。
第三十七条 优抚对象在与其他群众同等条件下，享受就业、入学、救济、贷款、分配住房的优先权。
第三十八条 革命烈士子女考入公立学校的，免交学杂费，并优先享受助学金或者学生贷款。入公办幼儿园、托儿所的，优先接收。
第三十九条 经军队师（旅）以上政治机关批准随军的现役军官、志愿兵的家属，驻军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户，不得收取附加费。随军之前家属有正式工作的，驻军所在地劳动、人事部门应安排其适当工作。
第四十条 市、县、乡、镇、街道及大中型厂矿、企业应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优抚服务组织，为优抚对象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
第四十一条 没有参加工作的复员军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按照省民政、财政部门规定的标准，给予定期定量补助：
（一）孤老的；
（二）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
（三）带病回乡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生活困难的。
孤老的，在部队期间立功受奖、服役年限长、贡献较大的，定期定量补助标准适当提高。
第四十二条 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优抚对象死亡后，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民政部门除发给当月的定期定量补助费外，另加发六个月的定期定量补助费作为丧葬补助，同时注销定期定量补助费领取证。
第四十三条 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抚恤和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生活仍有困难的，由其所在地的市、县、乡、镇人民政府给予照顾。优待办法由当地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各市、县人民政府除安排好中央和省财政下拨的各项抚恤和补助经费外，应根据本地的实际从地方财政中安排一定数量的经费，负责解决本地区优抚对象的生活困难问题，以保证本办法的贯彻执行。
第四十五条 优抚对象被判处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通缉期间，停止抚恤和优待。对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其抚恤和优待。
第四十六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七条 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和县、市辖区以上人民武装部门及预备役部队组织训练的人员，其伤亡抚恤，有工作单位的，按所在单位因公（工）伤亡办法办理；无工作单位的按伤亡民兵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1月31日
行政诉讼中的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区分标准探微

刘 辉　　刘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而对于“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的客体是具体行政行为，而非抽象行政行为，因此，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对行政诉讼的实践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范围与幅度，也涉及到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鉴于当前行政法学界对其区分标准的不确定性、多元性、分歧性、模糊性和不彻底性，我们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探讨
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洁的说明。由于其突出了事物的本质，因而是区分事物的基础和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明确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定义。
理论界普遍认为，抽象行政行为就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下同）和事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人和事作出的具有特定约束力的行为。笔者认为，以人和事作为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来定义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是不科学的。
首先，如果以人和事作为行政行为的对象，并以特定与否加以限定，则会排列组合成如下情况：
①特定人和特定事；
②特定人和不特定事；
③不特定人和特定事；
④不特定人和不特定事。
而在上述概念中，抽象行政行为仅针对第④种情况，具体行政行为仅针对第①种情况，对对于②和③两种情况，上述概念未作反映，可见上述概念的界定是不周全、不科学、有漏洞的。
其次，事项的特定与否不能区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单独地以事项特定与否而忽略了人的特定与否来判断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是徒劳无益的。即使事项特定，如果主体不特定，我们很难相信该行为是具体的；而如果事项不特定而主体是特定的，笔者倾向于该行为是具体的。
再次，法理学告诉我们，只有人才能作为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物和事只能作为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客体而存在。行政行为作为引起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行为事实，是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作出的，只有相对人才能承受该行为所包含的权利与义务内容，而事项只是联系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媒介，是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我们不应把它与“人”等量齐观。
综上所述，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概念是有缺陷而又不科学的。笔者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人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人作出的具有特定约束力的行为。可见，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区分的标准在于行政行为针对的主体——人——是否特定。
二、理论界对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区分标准的见解及对其评价
关于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理论界可谓是千姿百态，莫衷一是。综观理论界，对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的见解大致如下：
1、行为对象标准说。该说认为，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特定。如果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则该行政行为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如果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而作出的，则是抽象行政行为。以行政行为对象是否特定来划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是理论界的主流和通说，新近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是按此说来进行司法解释的。但是该说在无一例外地认为行为对象是否特定是区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关键的同时，却并未从本质上区分何为特定与不特定，而是间接地通过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其实施结果来对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区分：
⑴抽象行政行为一般都能反复适用，长期有效；而具体行政行为通常只是一次性适用，一次性有效。这是从行政行为实施后的结果来加以判断的。
⑵抽象行政行为对其制定之后发生的事项有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则通常对其作出之前的事项具有约束力。
⑶抽象行政行为要按规定的行政立法程序进行；具体行政行为则按行政执法程序进行。
⑷抽象行政行为在表现方式和载体上以规范性文件方式出现，往往有章、节、条、款等形式；而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以“决定”、“通知”、“认定”、“裁决”等形式表现出来。
笔者认为，对于事物的区分，不能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特征上，而应当在分析其表面特征的基础上，挖掘其本质，通过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样才能抓住事物之所以是此事物而非彼事物的本质，才能彻底地区分此彼事物，而仅仅靠不确定的、易迷惑人的、表面化的特征来区分事物是不科学、不可行的。尽管形式再现内容，现象反映本质，但同一形式可以表现不同内容，同一内容可由不同形式表现，本质也可由真象和假象表现。可见，如果我们仅以行政行为的表现特征来区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缺陷并易出现偏差：
（1）抽象行政行为不一定都是能够反复适用的。举例来说，某地方政府制定了“某某年的发展计划”，那么该计划只能在该年有效，而不能适用于下一年。或许有人会说，反复适用不仅是指时间上的反复适用，而且还包括空间上和对象上的反复适用，如某某年计划虽然对下一年无法适用，但在该年内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反复适用。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这一标准是从行政行为的实施结果角度假设而言的，我们可以再作最极端的结果假设，假如该计划规定对该地方的所有超标准污染企业给予关闭，而该地区的超标污染企业只有一家时，那么该计划就此项规定就中能适用一次了。
（2）抽象行政行为不一定针对未来，具体行政行为不一定面对过去。我们知道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因为法律不可能要求人们今天做明天的事，否则就会破坏法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进而破坏法律秩序。然而法律能够溯及既往是一项例外，如果法溯及既往对社会、公民更有利时，我们应当溯及既往。同理，抽象行政行为作为类似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不溯及既往，面向未来是其原则，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它有溯及既往的可能性与例外。同时，我们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期限加以适用，当条件成就（或消除）时或期限到来时，它才发生效力。可见，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是面向未来的。
（3）对于按立法程序作出的决定认定为抽象行政行为是不科学的。依程序行政是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行政主体不按程序行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抽象行政行为完全有可能按普遍程序作出，尽管其违法，我们也不能据此就否定抽象行政行为的本质。
（4）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以规范文件出现的观点更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现实中，有的行政机关为了逃避司法审查，往往把具体行政行为表述为条、款、项，其徒具抽象行政行为之形而不具抽象行政行为之实。而有些抽象行政行为虽不具备条、款、项，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抽象行政行为。
2、职权性质标准说。此说认为，任何行政行为都是来源于一定的法律赋予的行政职权，如果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机关制订规范性文件的职权，那么，行政机关据此法律授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就是抽象行政行为；而无法律授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的行为就不能称之为抽象行政行为，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了。“立法必须基于立法权，它有必须明确的授权，如果没有立法权，就不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因此，职权应当作为判断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首要标准。”
这种观点看到了行政权的重要性，并看到了行政行为是以行政权为基础的，这无疑较形式上区分标准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但这种划分存在如下缺陷：
（1）缩小了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我们知道，抽象行政行为可划分为行政立法行为和非行政立法行为，即制定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的行为。而该观点只看到抽象行政行为是基于立法权作出的，而忽略了行政机关基于组织法规定的职权而作出的不具有立法性质的，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2）该观点只看到了依法行政的应然状态，理想地认为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明确规定的立法权所为的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而没有看到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制定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大量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无法律依据而否定其抽象行政行为之本质。
3、行为方式与内容划分标准说。此说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某一类管理对象的普遍特征为标准而进行的制定法律规范文件的行为，是行政主体为了实施对某一类管理对象的规范性管理，依据该类对象的普遍生、共同性的本质特征，以理性方式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观念形态的行政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则是指行政主体针对个别的人和事所为的具体管理，依据该对象的特征、性质和状况，以硬性事实的方式作出的具体行政处理行为，所以，抽象行政行为是以理性方式表现出来的，具体行政行为则是以感性方式作出的，这是行为方式的差别；而在内容上，抽象行政行为反映的是某一类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具体行政行为反映的是个别事物的特殊性、个体性。
这种观点在根本上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的，尽管它对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差异讲得深刻、生动，但它在实践中是很难判断和操作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应用于实践，理论只有在应用中方能显示其价值，而如果理论无法应用于实践，这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4、主体身份特征说。该说认为，行为对象主体固有的身份特征才是主体特定化、个别化的根本所在。此主体之所以区别于彼主体，完全是由于此主体自身固有的属性、特征。人们能够把张三、李四区分开来是因为张三有不同于李四的个别特征。而人们的某项行为能够区分张三、李四的时候，该项行为就是把张三的个别特征作为行为适用的标准，这才是认识特定的基础。这种行为与适用对象固有个别特征的联系，使该行为成了所谓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与所适用的对象之间，没有这种与个别特征的联系而只有类别特征联系的时候，该行政行为的适用对象就是具有或符合类别特征的一类或全部主体，构成抽象行政行为。
该观点以行为对象主体的个别特征和类别特征来区分具体与抽象行政行为仍然是难以划分的，在实践中会遇到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如某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拆迁决定，要求在本市某一街区内的居民于某日迁出该区域。如果按主体身份特征说来分析，该街区内的所有人是具有类属特征的，他们都属同一类属的人，而不是专门针对张三、李四的，那么该决定是抽象行政行为，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5、能否直接适用标准说。即“看行政行为能否有直接进入执行过程，一个具体行政行力具有直接的执行力，而一个抽象行政行为不能作为直接的执行根据，必须有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中介，才能进入执行过程”，也就是说，“抽象行政行为对其对象（可以是特定对象，也可能是不特定对象，这并非为抽象行政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别标志）的权利义务仅是在法律条文上设置一般的模式，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尚未发生实际的后果；而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是实际存在的，是已造成现实后果的”。
笔者认为，该观点避开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本特点不谈，而另辟蹊径，试图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看似效果容易区分，实则难以区分。
（1）“把抽象行政行为看作是为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提供前提与可能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例如交通法规、规章中规定的交通规则，是每个行人行走、车辆行驶过程中必须现实遵守的，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而不是什么可能与前提，至于违反交通规则引起的处罚关系，是另一个法律关系问题，而不是前一个法律关系的实现，所以说，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一样要产生现实的、直接的法律约束力。比如某市政府规定每个干部每月交几元钱作为什么基金的时候，则在创设某种关系，但同时也直接对每一位主体产生法律上的现实效力，直接扣除行为是它的执行行为，正是实现前述法律效力行为的体现，我们不能把执行甚至强制执行行为看作是直接的、现实的效力”。
（2）即使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直接适用，不直接产生效力，而具体行政行为能直接适用，能直接产生效力的假设是成立的，但由于能否直接适用标准，避开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特点而偷换言他，我们对据此标准而得以区分的结果之纯正性是持怀疑态度的，正如为了区分男人与女人不是依据性别而是凭借诸如头发、衣着等标准一样，这是不能从根本上区别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
三、笔者的观点：权力、区域标准说
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人）作出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可见区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关键所在是行为对象的特定与否。
我们知道，特定不特定是相对而言，相比较而存在的，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既可表现为特定，又会表现为不特定，关键是要看其选择的参照范围和标准。我们认为，特定是整体中的局部、部分，它相对于整体而言，是特定的、具体的；不特定是就整体、全部而言的，正因为是整体、全部而非部分、局部，所以才显得不特定。比如就某市辖区来说，此区的居民相对于整个某市来说是局部的、部分的、特定的、具体的；而相对于某区来说，这些居民却代表着整体、全部，是不特定的、抽象的。可见，我们在探讨区分特定与不特定时应当选择一个固定不变的参照系，来衡量、判断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行为对象的特定与否。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讲的行为对象的特定与否并非与对象数量多少成正比，它不是指主体对象的数量多少，也不是用主体对象能否可计量来衡量的，“因为主体的数量只反映行为与主体联系以后的客观结果，并不代表该行为与主体的联系形式，任何行为针对适用的对象都是可计算的，数量多少只是通常情况下的表象，不代表也不能代表抽象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就具体到某一行政行为而言，具体行政对象实际上比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还要多，这是完全可能的。”
从本质说，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结果，可以说行政职权是行政行为的基础和本源，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的资格和权能，它“一般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职权名目、职权系属、职权方式、职权界限、职权对象……职权对象是行政权力所向的对象，即权力指向谁的问题”。据此，我们可将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特定与否转化为行政对象特定与否。而我们要判断权力对象特定与否只能在权力作用的范围（即行政权限）内判断。行政权限可分为地域权限、时间权限、事务权限、层级权限。我认为，真正对权力对象特定与否有意义的是地域权限，即行政职权适用、作用的行政区域。因为首先，行政区域（即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便于管理而将其领土划分为若干个不同层次的区域，并设立相应国家机关对其进行管理。一定的行政区域都有一定行政机关与之相对应，并且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大小是与地域大小相适用的，据此，我们可以行政权作用地域的大小及整体与局部关系来衡量行政权作用对象的特定与否。其次，地域标准是一个标固定准，我们以相对静止、固定不变的地域为标准来判断生活工作于其上的行为对象的特定与不特定也是容易做到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其全部管辖地域内的对象作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其部分管辖地域内的对象作出的有特定约束力的行为。例如某市政府决定全市的的企业都要交纳一万元，对于这一决定，由于市政府针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企业作出，是整体的、全部的、不特定的对象，从而是抽象行政行为。而如果某市政府决定某市辖区所有企业都要交纳一万元的话，由于该区只是某市的一个区，因而某市政府的决定只针对其管辖区域的部分、局部的企业而言，因而对象是特定的，从而这是具体行政行为。
总之，行政行为之作出最终是基于行政权行使的，把握住了行政权标准，就把握了区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实质。一般的行政决定、命令都明确地规定了权力作用的范围，所以我们是易于判断该行为抽象还是具体的；而有一些规定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并未明确指出其作用的范围，这就需要我们用理性来判断。例如某市政府规定某某路两旁严禁摆摊设点。对于这一规定而言，其并未指出该规定适用的范围，并且还表述出了一个易于迷惑人的特定、具体地点——某某路，但我们可以挖掘出其隐含的作用范围，即某市内所有人都不能在该路两旁设点。可见，这一决定是针对某市这个地域范围内所有人的，可见这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