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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民政部 公安部 等


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联关于贯彻全国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八五”实施方案的通知
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卫生厅(局)、民政厅(局)、公安厅(局)、残疾人联合会
根据国务院批转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关于探索建立社会化，开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体系，选择三十个市、三十个县进行精神病综合防治康复试点，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精神病院、社区、单位、家庭密切配合，各尽其责，使精神病患者安定情绪，缓解症状，
解除关锁，参加劳动，改善生活的要求制定了《全国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八五”实施方案》。请各地残疾人事业领导小组按照“方案”要求，会同卫生、民政、公安、残联等部门，制定本省的实施方案，并尽快确定试点的市、县，报送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在选择市、县时请参考
以下方面：
一、市、县政府领导重视、同意作为试点市、县；
二、经济条件相对宽松；
三、基层医疗保健网比较健全；
四、残疾人工作有基础；
五、有精神卫生防治机构并有一定的精神卫生技术力量；
六、精神病人占残疾人比重较大。
今年适当时候，将召开“方案”实施工作会议，进行具体部署。请各地总结经验，材料报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作为会议交流用。

附：全国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八五”实施方案
一、背景
——根据1982年调查，我国精神病患病率为10.54‰。近十年来，在各类残疾人中，精神病患病率明显上升。据部分省、市调查、重性精神病患病率由五十年代的2.7‰、七十年代的5.4‰，上升到八十年代的11.14‰。轻性精神病患病率达到22.1‰。
——目前，精神病的防治康复工作，分别由几个部门开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缺乏统筹规划、有机配合和统一协调；防治康复工作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在有限的精神病院集中治疗，床位数不足10万张，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由此导致，多数精神病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康复，有的关锁家中，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甚至危害社会治安，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精神病的防治康复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为完成《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和《精神卫生工作“八五”计划要点》规定的任务，制定本方案。
二、任务目标
1.“八五”期间，首先在三十个市、三十个县进行社会化、开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实现以下目标：
——建立并形成社会化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体系。
——探索并实行开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复方法。
——使这些地区的精神病发病率得到控制；精神病人的治愈率和缓解率提高，复发率和肇事率降低；精神病人的自立能力增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人数增加，参与范围扩大。具体标准另行下发
2.总结三十个市、三十个县的经验后，在全国推广。
三、建立工作体系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家庭和精神病防治康复机构，要有机结合，分工协作，齐抓共管，建立精神病防治康复的组织管理网络、技术指导网络和治疗康复系统，形成社会化的工作体系。
1.组织管理网络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机构的康复工作领导小组设立由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联等部门组成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协调组，制定具体工作计划并负责组织协调，其日常工作由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承担；各有关部委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履行各自职责，做好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残疾人事业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地实施办法和组织协调；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会同卫生、民政、公安、残联等部门组织实施。
——市、县(区)政府要建立、完善残疾人事业领导小组及其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会同卫生、民政、公安、残联等部门制定本地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街道、乡、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千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领导小组，并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
作，建立工作制度。
——精神病患者家庭指定一名成员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治疗康复机构建立固定联系，参与看护管理。
2.技术指导网络
——全国设立精神病防治康复技术指导组，会同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和有关部门，负责培训技术骨干、编写技术书籍、制定评估标准、参与检查验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指定一所精神卫生机构作为技术指导中心，协助本地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卫生、民政、公安部门进行技术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参与培训人员、编制本地规划、实施方案。
——有关市指定技术指导机构，并在其中设立社会防治科，人员比例不低于该机构医技人员的3%。从事社区精神病的防治康复的技术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参与本地方案的实施，培训基层技术人员。
——县(区)在医疗机构中设立精神病防治科或单独成立精神卫生防治站，开展本辖区精神病人的摸底调查、建档立卡；指导本地区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进行宣传和资料汇集工作；参与办公室的技术管理工作。
——街道、居民委员会、乡、镇、村和千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设立专职或兼职精神卫生技术人员，对社区、单位、家庭病床进行防治康复技术指导。
3.治疗康复系统
建立精神病院、医院精神卫生科(站)、技术指导机构的社会防治科、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单位医务室、工疗站、福利工厂(车间)、生产福利院、、家庭看护组等各种机构与家庭病床有机结合、分工协作的精神病治疗康复系统。
四、采取开放式的防治康复方法和措施
通过社会化的防治康复工作体系，采取开放式的康复方法和措施，使精神病人安定或控制情绪、治愈或缓解症状、解除关锁、增强能力、参加劳动、回归或参与社会。
1.摸清底数，区分病况
管理机构、技术指导机构、治疗康复机构协作，逐级调查本辖区的精神病患者人数、类型、病因和患病程度；并针对不同对象，提出治疗、康复和管理方案。
2.建立家庭看护小组和家庭病床
——建立家庭看护小组，对所有的患者提供不同等级的监护。看护小组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干部、基层卫生人员、患者家属等组成。其职责是：定期随访、记录病情；提供治疗康复和就医指导；心理疏导，解决困难；监督按时服药；防止自伤和危害他人及社会。各公安派出所与
看护小组密切配合，协助管理。
——对病情较重、且不稳定、无条件住院的病人建立家庭病床，由区和乡、镇的精神卫生技术人员负责书写病历、制定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指导；由家庭成员负责护理病人。
3.重度急性期患者要转入精神病院等防治机构治疗
——卫生、民政、公安部门所属精神病院和其他精神病院要采取开放管理和工疗、娱疗等康复措施，避免病人生活能力和参与社会的功能减退及情绪压抑，创造条件使其尽快回归社会。
4.举办工疗机构，组织患者开展康复训练，参加适当生产劳动
——精神病院兴办福利性工厂(车间)或农场，对病况改善，但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的长期住院病人，提供工疗就业条件。
——每个街道至少有一个工疗站，对精神病人安排力所能及的劳动，参加一定的文体娱乐活动，并进行医疗监护、生活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每个街道、乡、镇至少有一个福利工厂，适当安排病情稳定、有劳动能力的精神病人就业。
——精神病患者多的单位建立精神病防治康复管理小组和工疗站(车间)，对患者进行监护，并组织他们参加适当生产劳动。
5.回归社会
对已治愈的和病情很轻并得到稳定控制的病人，应创造条件并欢迎他们回归社会参与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但要定期随防，继续给予必要的治疗。
6.解除关锁
要努力解除对精神病人的关锁。区、县应组织力量查清关锁病人，制定解除关锁的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
五、扶持政策与措施
1.扶持政策
——逐步造成精神病院良性循环的条件；按照有偿服务的原则，调整和明确部分收费项目，使精神病院能够得到发展。
——对工疗站、精神病院的工疗产品给予免税。
——对从事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的专业人员给予特殊待遇，对有突出贡献者应予奖励。
——对确有困难的精神病人及其家庭采取适当扶助措施。
——精神病人康复后，对有工作能力的，应当优先安排工作。原来有职业的，不得因病解聘。
——将此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列入精神文明单位评比条件之一。
2.经费
——中央经费；用于全国组织协调工作，包括会议、检查评估、标准制定和办公费用等；全国性技术培训和技术书籍的编写。
——地方政府经费；实施本方案的市、区、街道和县、乡、镇，各级每年经费投入数，按其辖区人口计算，平均每人不得少于5分钱，由当地政府分级或分部门筹款。此项经费用于：摸底调查、建立卡片和档案及办公费用；本地技术培训；对工疗和精神病防治康复机构的补助或奖励；? 云独Ь癫∪说囊搅瓶蹈捶延貌怪恍ぷ鞯取? ——社会筹款：除政府的经费投入，要动员社会力量给予支持。工疗站要充分运用社区的人、财、物建设；区域内的福利工厂、受益的企业事业单位、精神病人家庭和社会各单位有义务资助工疗站的建设。
——个人或家庭承担费用：家庭病床实行有偿服务，收费标准按当地有关规定执行；属公费医疗患者的医疗费用由所在单位予以报销；不属于公费医疗的，患者的医疗费用由本人或其家庭负担；凡因长期患病造成贫困的，经有关部门批准，酌情给予补助。
六、实施步骤
——1992年6月底前，每个省、自治区各确定一个市、一个县， 三个直辖市各确定一个县、一个区实施本方案；年底前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并完成各级组织协调网络和技术指导网络的建立，同时开展精神残疾、智力残疾的抽样调查工作。
——1993年上半年，完成摸底调查和建档立卡工作，逐级完成对精神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1993年底前，实施本方案的市、县、区中，50%左右的街道、 居民委员会和乡(镇)、村以及千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达到标准(具体标准另发)。
——1994年上半年进行中期检查评估；1994年底前，80%的单位达到标准。
——及时总结经验，适时向全国其它地区逐步推广。
——1995年下半年开展检查评比，对优秀者拟提请国家命名表彰。
七、统计
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将统一编制统计报表，每年2月1日前上报上年度工作进展情况。



1992年6月15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辨

黄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 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责任，因而现行司法解释中不允许刑事案件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应予废止。
[关键词] 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竞合；国家补偿；精神损害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从一个成为众矢之的裁定出发
1999年9月被害人张某向审理被告人刘某强奸一案的深圳市中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0万美元。同年10月，深圳市中院以张某的起诉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由，驳回了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其后，张某又于2000年11月向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另行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高达4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罗湖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刘某的犯罪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直接后果是给原告造成了终生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丧失，并由此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又因被告的犯罪情节恶劣，持续时间长，原告又系处女，受损害结果严重，法院据此判令刘某向张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上诉至深圳市中院。深圳市中院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于法无据，于2002年12月6日作出终审裁定，撤销一审法院有关赔偿被害人8万元的判决，驳回被害人要求被告给予4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①
对于这一裁定，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一般群众中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基本的论调都是针对这一裁定的批评，认为这一裁定不合常理。因为在一个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中，被告可能会承担数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而在一个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却可以不用承担一分钱的精神损害赔偿。难怪有人会不无愤怒地说，这一裁定是在纵容犯罪！它告诉人们，只要将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上升为严重的犯罪行为，便可以不用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二、赔还是不赔:从现行法及相关解释出发
法院的裁定，决非擅断。尤其是对于这一号称“全国首例贞操权案”来说，长达一年多的审理说明，二审法院应该是在充分理解了现行法律的基础上作出的。
（一）现行法的规定：立法的司法不能
《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在此，并未言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条，亦未言及精神损害赔偿。因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都认为对刑事案件不用精神损害赔偿。
然而，随着民事法律中有关精神损害规定的出现，对上述法律的理解开始有了分歧。1986年《民法通则》第120条首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随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可以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的精神。尤其是2001年3月10日公布的《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理论界认为虽然该解释没有明文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但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由此而提起的诉讼实属文中的应有之义。而且很多法院也都是这样理解该批复的。②
但是，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则又重新回到了2000年12月4日通过的法释（2000）47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老路，而且越走越远。这一解释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报道，深圳市中院便是据此而下的裁定。
从解释论的角度讲，深圳市中院的裁定确定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然而为什么一个“于法有据”的裁定会成为众矢之的，是老百姓认识有问题？抑或是这一裁定所依据的法律出了问题？摒弃机械的法治观念，坚持从公平和正义的法治精神出发，下文将从立法论的角度对现行法律及相关解释的正当性予以评析。
（二）对现行法的评论
在对现行法的评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去探求一下现行法作如此规定的前提条件。
从逻辑上讲，对于犯罪行为不予精神损害赔偿结论的成立至少要有以下三个前提：一是犯罪行为根本就不是侵权行为，因而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是犯罪行为虽是侵权行为，但却不会造成精神损害。因为没有精神损害，那就不可能有赔偿问题。三是即使犯罪行为是侵权行为，而且也会造成精神损害，但这种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民事责任应为被告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所吞并，否则会使被告人因一个行为而承担双重责任。
1．犯罪行为是不是侵权行为？
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两大法系都有各自的理论。通说认为，侵权行为是指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及其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违法行为。[2](P13)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可以构成民法领域中的侵权概念。因为犯罪行为虽然都是违法行为，但却并不都是对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换言之，那些侵害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则首先肯定是侵权行为，而且还是性质恶劣的侵权行为，从逻辑上讲两者是交叉关系，即犯罪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由侵权行为升级所致的。因而，不应当否认犯罪行为亦会构成侵权行为的可能性。
作为初步的结论，我们认为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是两个最有可能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大类，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等则一般不会关涉精神损害的问题。这是由于两者所直接针对的对象不同而决定的。
2．犯罪行为中的侵权行为会不会造成精神损害？
因为既然像诸如强奸、诽谤等犯罪行为符合民法上的侵权概念，那当然可能会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从一个生活的常理来看也是如此，因为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可能会致精神损害，那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便无不致精神损害之理。
作为类型化的研究，著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两种可能会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一个是以精神损害为直接目的的犯罪行为。比如侮辱、诽谤。二是由于实施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等犯罪，而给被害人的精神带来损害的情况。如抢劫、故意伤害等。对于第一类，司法实践中认定精神损害较易，而对于第二类则应依具体案情予以分析，作慎重认定。
3．刑事责任可以吞并民事责任吗？
在对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进行讨论前，有必要对两种责任的区别作一比较，因为若两者内容性质相同，则自禁止双重赔偿和双重责任角度以言，两种责任当无并存之二理，反之则无吞并之据。
作为责任，无论刑事责任抑或民事责任都有强制性，都意味着不利益。然而，由于两者产生的法律依据不同，因而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1）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有不同的救济对象。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严格区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两者中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起决定作用的是其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故我们在探讨犯罪的本质时谓其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不言及具体的犯罪对象。因为本质上犯罪行为是对正常社会关系的侵害，因而由此而产生的刑事责任便当然是对此的救济，即对抽象犯罪客体的救济。而在民法理论中，侵权行为被视为是一种直接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及其利益的违法行为。在此，其行为的本质是对受害人的人身以及财产直接侵害，因而由此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则自然是对此的救济，即对具体侵害对象的救济。[2](P30)
简言之，刑事责任所救济的对象是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这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而民事责任所救济的对象是侵权行为所直接侵害的行为对象，这是具体的人和物。
（2）由于两种责任所救济的对象有异，导致其责任性质上的差别。换言之，刑事责任在性质上归属于公法责任，其一般由国家直接予以追究和实现；而民事责任在性质上则为纯粹的私法责任，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这一点区别于刑事责任是由犯罪人对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3]
（3）两者在救济目的上也表现出差异。刑事责任设立的目的旨在通过惩罚犯罪分子以达到教育、预防的社会作用。而民事责任设立的直接目的，便是对受害人的补偿。虽然民事责任也当然会产生惩罚、预防和教育作用，但其首要和直接的功能是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这一点在民法理论中是已达成共识的。[1](P38-40)
（4）两者的构成要件不同。刑事责任的成立一般以犯罪人的故意为常态，对于过失犯罪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为犯罪时，才可以认定为犯罪；而民事责任绝大多数是因过失行为所导致的。
概言之，刑事责任的显著特点是被告人因犯罪行为而对国家所应承担的,以惩罚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公法责任；而民事责任则是被告因侵权行为而对受害人所应承担的补偿性质的私法责任。因而，由此而生的当然结论便是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两不相妨，即在适用上应是并行不悖的。从本质上讲，这一认识是合乎立法目的的，立法者制定不同的法律并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法律责任。一般而言，这些责任应是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吞并的。此乃不同部门的法律间协调、配合的当然要求。
既然法释（2000）47号的规定以及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所成立的三个前提都存有疑问，那这一解释的正当性、合理性当属有疑。换言之，对这两个规定及据此而下的裁定的批评就决非是一时的激愤之辞，而是有深刻理据的。
三、赔还是不赔：从公平正义出发
（一）从被害人的角度考察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出，首先有一些犯罪行为会致精神损害的发生，其次刑事责任并不能够代替民事责任，因而一个当然的结论便是应当允许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一结论不会造成被害人得到两次赔偿的结果。因为如上所述，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对国家的责任，而民事赔偿是对被害人个人的责任，所以刑事责任的承担不能替代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同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同时承担也不会造成对被害人两次赔偿的问题。
在这里有一种观点需要予以澄清。即在一些情况下，被害人会拒绝被告的单纯金钱赔偿，而言：“一定要将他告上法庭”。于此，有论者便将这种情况作为不予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2](P160) 著者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且不论这一说法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害人一时的义愤之辞，单从法理上讲，刑事责任（除自诉案件外）追诉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机关不是被害人，因为在刑事领域中直接的“现身”者是国家。换言之，被害人的所言不具法律意义。当然被害人自己自愿放弃精神损害赔偿，则是可以的，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二）从被告人的角度考察
因一个犯罪行为而既触犯了刑法，从而应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又违反了民法，因而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这种责任的竞合，自应归属于法条竞合。依通说，处理法条竞合的原则是择一行之。
那么，假如要求被告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又要承担民事责任是否是对这一原则的违反？
我们认为要求被告人既承担刑事责任又要承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并不违反法条竞合的择一处理原则。
首先，法条竞合择一处理原则的适用前提是一违法行为事实所涉及的几个法律条文之间要有相互排斥的关系，即有位阶关系、特别关系、补充关系或吸收关系。这一点在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法理论中都是承认的。③然而，犯罪行为所及的刑法与侵权行为所涉的民事法律并无一般与特别，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两者是在不同的层次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因而不能适用法条竞合来处理这种跨法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
其次，从处理法条竞合的原则设立的目的看，其设制主要是防止重复责任和双重补偿。而从本文对于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区分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两者的“聚合”并不会造成所谓的“双重惩罚”问题。因而要求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要背负民事责任，于其并无不公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