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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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的通知
劳动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的通知
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服企业管理机构：
为了解决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以下简称劳服企业）在深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按照1990年国务院第66号令《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及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一步加强劳服企业管理，规范企业行为，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按照《管理规定》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劳服企业，必须进行工商注册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已开办而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劳服企业，应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补办注册登记手续，确定法人地位。现有各级劳动服务公司
，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须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属于管理、服务性的，不得从事或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各级劳动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协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做好这一工作。各地要在年底之前对劳服企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情况，进行一次督促检查。
二、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明晰产权关系，有条件的劳服企业，要进行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资产界定；尚不具备条件的劳服企业，要首先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资产评估和资产界定。在资产界定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管理规定》和《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
权界定暂行办法》（国资局第2号令）、《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劳部发〔1994〕419号），对支持劳服企业的资金、设备等，应当坚持有偿使用原则，即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又要维护劳服企业集体资产的合法权益。
三、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应当实行民主选举或聘任制。劳服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产生、聘用、罢免的程序，应当按照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管理规定》，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或表决通过，并签订聘用合同。聘用合同要以书面形式订立。聘用合同一经
依法订立即具法律约束力，应认真履行，不得擅自改变。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劳服企业厂长、经理的产生与管理，应参照《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劳部发〔1994〕419号）执行。各级劳动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要督促检查劳服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聘用合同的签订
和履行情况。
四、按《劳动法》规定，建立规范的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劳服企业要积极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依法与本企业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立劳动关系。劳服企业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
险制度。
五、积极稳妥地推行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要通过股份合作制的改造，落实《管理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完善生产经营机制，理顺产权关系，建立与主办单位新型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和安置就业的能力。由劳动部直接指导的股份合作制试点企业，要严格执行《劳
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由地方和部门指导的股份合作制试点企业，可参照此规定执行。凡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资产评估后，均应进行资产产权的界定。
六、维护劳服企业的合法权益。劳服企业要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生产经营。各级劳动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要依法指导和监督劳服企业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防止和及时纠正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涉及劳服企业的纠纷，要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有利于巩固发展的原则积
极进行调解。对于发生的经济纠纷，应按照国务院1991年第88号令的规定，“集体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县级以上各级劳动部门所属的就业服务机构（劳动服务公司），凡属于管理性质，并且与企业没有经济关系的，不应承担经济连带责任
。
要积极创造条件开办“劳服企业律师事务所”，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调解纠纷，依法纠正侵权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
七、继续坚持为就业服务、为改革服务的方向。劳服企业要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实现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安置城镇失业人员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承担安置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的任务。各级劳动部门要加强对劳服企业的宏观管理，指导监督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要结合实施“再就业工程”和组织困难企业职工开展生产自救，发挥劳服企业的优势，利用国家及有关部门给予劳服企业的优惠政策，扩大生产经营门路，增加就业岗位。
各行业管理部门应把劳服企业的发展与本行业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制定发展规则，列入目标责任制，加强指导管理，继续扶持劳服企业的发展。
各地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此通知，并于年底前将工作情况报告劳动部就业司。
1995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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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证据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胡铁民
一、引言
为了顺应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进行了成效卓著的改革。作为司法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法学界，学者们纷纷提出：改革民事审判方式，首先应调整诉讼结构模式，即调整诉讼主体的地位及相互关系，而“证据制度是诉讼结构模式中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一根红线和充满灵感的神经”。[1] 可见证剧制度的改革，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甚至是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本文试从举证、质证、认证以及在此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证人作证和法官是否中立问题，联系理论和实践，浅议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二、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制度改革
（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制度改革简述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具体是指通过改变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不合时宜的影响司法公正的陈旧诉讼观念和习惯做法，保障公正裁判，提高办案效率，充分发挥法律赋与的审判职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机制。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法院系统就开展了一场以宪法和诉讼法为依据，以保障公正裁决为目的，以公开审判为重心，以三个强化，即“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合议庭职责”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其实质是通过核实证据，查清事实，分清事非，明确责任，讲清道理，公正裁决，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实现司法公正。而在91年颁布的新民诉法，则以举证制度为主内容，强化了当事人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极端职权主义的证据程序功能模式，现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施行的辩论式审判方式，通过双方当事人诉讼言词对抗在法官的指导下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当庭辩论、当庭裁判等。这都说明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证据制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是证据制度的改革。具体表现在：第一，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极端的或纯职权主义诉讼结构模式，而证据制度作为诉讼程序模式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是体现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共同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第二，强调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证即解决举证的主体直接反应为证据问题。强调当事人举证，重视法庭质证、认证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结果必然会使民事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更加科学规范。
（二）证据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证据制度改革在民法制度中占重要的地位，具体内容包括：1 民事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否承担证明的责任；2 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当事人没有履行举证责任时将产生的结果；3 当事人是否有权参与审查法庭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和陈述意见；4 了解案情的人应如何提供证言；5 持有证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的要求。要改革证据制度，首先，是改变、完善证据制度中不合时宜的习惯做法和陈旧诉讼观念，完善证据规则。受德国法观念，即“当事人掌握事实与公正的判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规则中很少注意或根本不注意证据的量化规则，这给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实践带来了影响，从而也影响了审判效率和办案质量。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中旧的观念和做法，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其次，强化庭审功能，公开开庭审查核实证据。以往传统的做法是先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然后再开庭，而改革后的方式应是对证据先审后定，即在法官的主持下，让当事人面对面、公开地围绕事实展开辩论，举证、质证、认证在法庭，从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三是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官当庭认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根据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由当事人举证，但又保留了法官必要的调查权，这无疑减轻了法官调查取证的负担，也调动了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强调当事人举证、质证有利于在证据不足时当事人败诉得心服口服，抵制拉关系的不正之风。可见证据制度改革的意义在于：一，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二，提高了法官的素质，促进廉政建设；三，充分调动当事人行使诉权的积极性；四，有利于发挥各诉讼当参与人的作用，增强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法院和法官的地位，树立公正形象，从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
三、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证据制度改革的现状考查和实际运用
（一） 举证和举证责任
举证，字面上可理解为提供证据，它是诉讼活动中一项重要的诉讼行为，具体是指“在法官主持下，由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对其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说明，展示和论述其证明力的诉讼行为”。[2] 而举证责任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用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各国的民诉法都普遍引入举证制度，目前法学界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两种意思：一，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举证不能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的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法律奉行举证责任制度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传统的诉讼方式，主要是以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为主，过分强调了人民法院的职权而忽视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表现在法院包揽调查取证，相当一部分案件本来由当事人举证的，却由审判人员四处奔走，收集证据证明当事人的主张，造成法官和当事人界线混淆，责任不明，而法官包办取证不仅增加了法院的负担，也干预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方式改革后，举证责任的转移给法官审判工作带来了便利，提高办案效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第一，举证宣传力度不够。由于当事人受旧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或法律意识薄弱的缘故，通常会认为诉状一交，法官全包，不懂举证或不会举证；第二，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举证不能或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应负的法律后果。这就造成审判人员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凡是当事人能举证的，一定要他举证；凡是当事人不可能举证的，不能苛求他举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容易导致当事人举证意识的淡化。民诉法第64条第一款只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是立法上的不完善表现，导致了诉讼理论上对提供证据和举证责任的界线不分，忽略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这样同时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第三、没有明确规定举证的时限。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提交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但在实践中这一规定没有完全得到应用。参照设立举证期限的国家的民事诉讼法来看，一般把举证期限的终点确定在一审或终审的法庭辩论终止前。如日本民诉法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除另有规定外，可以在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3] 德国的民诉法则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4] 法国的民诉法则规定：“在辩论截止之后，当事人不得呈交任何支持其辩论中所发表的意见的申明………………”。[5] 据此，笔者认为这确切体现了当事人举证活动和庭审活动的特点，可将举证活动的期限确定在一审或终审中的法庭辩论终止之前，这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审结案件，促使当事人及时履行举证责任。第四、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不完全的，只规定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没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民诉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自行收集。”这一规定说明了在当事人举证的同时，人民法院仍有查证责任，它所起的尽管是补充作用，但充分体现了我国的诉讼结构模式仍是职权主义，有着审判上的自由裁量主义色彩。可见民诉法中的规定的举证责任是不完全的，它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以下原因制定的：“1、我国的人口绝大数是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农民，如举不出证据就要败诉，其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护；2、设定查证责任是为了实现民诉法中客观真实的证据标准，这有利于法院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审判，维护国家法制”。 [6] 但法律上尚没有明确规定不履行审判职责对在诉讼上会产生何种效力，应当承担何种后果。实践中也仅是以直接负责人玩忽职守为由，给予批评或纪律处分，与职权主义相比，英美法系中的当事人主义证据的调查方式为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全部由当事人负责，当事人必须自己去发现全部事实证据由当事人或律师收集提出，换言之，即法官并没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强调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强化了当事人举证意识，但易造成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使其滥用权利，作伪证或规避义务等。因而怎样在当事人与法官的职权中寻求适当的度成为英美法系司法改革的主题。而在中国，改革后的证据制度中，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同时，仍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查证职能。。只有当事人举证不能而法院无法查证或当事人提供证据未被认定的，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故在审判工作中法官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后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以当事人为主，但很多当事人并不清楚这一规定往往不知道举什麽证据；法官作为审判活动的主持者和指挥者，应对当事人作必要的指导。第一、应采取多种行式加强举证宣传，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第二，加强对证据的收集、调查和保全的指导，应按民诉法和其他规定的程序进行，不按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第三、帮助当事人认识举证责任的分担、转移和倒置。民诉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原被告和第三人都有举证责任。原告应该提出证据说明起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告对原告起诉的抗辨提出反驳时，或反诉时，必须列举事实和证据；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要有证据加以证明；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出的要求，也应提供证据证明。如果被告在同一诉讼中主张与原告不同的事实，被告对此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这便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而至于倒置的问题，本是指原告提出事实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某些特殊案件中，原告只能提出受损的事实，而不提出侵权的事实，这就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其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事由或对其主张事由负举证责任。第四是掌握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审判人员应对涉及自认、公知事实、自然规律和定理、推定的事实、已决事实、公证事实等无需让当事人举证，应当免除其举证证明的义务。当事人的举证范围应限于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对于法律规定由法院调查取证和免除当事人举证条件的，不能强迫当事人举证。
（二） 质证
所谓质证，指的是在庭审过程由案件当事人就法庭上出示的证据采取辨认、质疑、说明、辩论等形式进行对质核实，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诉讼活动。它是法庭审查核实证据的一种手段，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作为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彻民事诉讼公开原则、辩论原则及直接言辞原则的具体表现。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诉讼模式不同，因而与其相配套的质证模式也就不同。在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质证的程序完全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并被当事人所控制，法官处于消极地位，仅作为组织者；而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起主持和指挥作用，当事人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往往不利于查明真相，反而养成法官先入为主，唯我独尊的积习。相比较而言，当事人主义的质证模式中，质证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提高了质证的效果。庭审方式改革后，法官质证改为当事人互相质证，但受长期职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在：（一）民诉法规定：“证据应在法庭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7] 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对质证有关的程序、方式、规则及质证权的行使、救济、质证在程序上的效力等没有规定，在司法中实践存在很大的空档。（二）法官仍对当事人的质证持漠视态度，对质证横加干预、武断限制等。在英美法系中，采用的是交叉询问方式，以保证证人和证言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要求当事人或律师询问证人，而在大陆法系中一般是法官向证人提问，由证人作与案情有关事实的陈述。双方律师在法官提问后才询问证人，是否采取交叉询问，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意思。借鉴英美法系的交叉方式的优点，笔者认为我国宜采用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模式，进行质证。
（三）认证
民诉法中的认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出的或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确认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一种诉讼活动”。[8] 在整个审判和案件处理过程中，认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认证是举证、质证的归宿和结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证或法官自行调查的证据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其归宿和结果必然是法官认证；其此，认证是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要靠认证来确认。本来应当作为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予认定，势必会造成案件处理的错误。可见审判过程中如何正确认定证据的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认证的形式可分为五种，即一证一认、分段认证、综合认证、混合认证、判决认证。其中一证一认是指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经质证后，经审判员和合议庭辨认，当即对每个证据是否有效予以确认，这种认证形式的特点是审判员思路清晰，庭审流畅，增加了庭审的透明度，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旁听人员听得明明白白，但不利于把握每个证据的关联性；而分段认证是指法官对举出的证据经质证，适当分为几个阶段对证据是否有效予以确认，这可使审判员清楚了解案件的事实，旁听人员听得明白但由于开庭次数多，使庭审时间延长，影响结案的速度和效率；综合认证是法官在庭审审查阶段对举出`的证据经质证后先不确认其是否有效，待庭审后，对证据一次性综合认定，此种形式通过法官的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辩论，保持庭审活动流畅，避免了法官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对证据的辩论对抗，利于树立法官的公正形象，体现了公开性和公正性，缺点是认定证据时易产生遗漏；混合认证是法官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经质证后能当即确认其效力的就当即确认，不能当即确认的，在庭审后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公布结果，这能充分发挥审判员的主观能动性，准确认证，但层次不分明，使旁听者不明白；判决认证是法官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经质证后不确认其效力，而是在判决书中对证据的效力进行确认，这种形式能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说明较充分、透彻和准确，但认证时间过长，如案件需再开庭审理，使旁听者不易了解审理和认证的情况，反而削弱了庭审的透明度。综合比较各种认证形式，笔者认为采用一证一认和综合认证的形式较好。首先，一证一认易适用于审理借款、购销等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中，法官对所举证据质证后，当即认定其效力，这可使庭审层次分明，当事人及旁听者清楚明白，达到以理和法服人的目的；其次，综合认证适用于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案情复杂的案件中，通过综合认证，一方面能全面、准确、客观反映案件的整体事实，强化了合议庭的功能，减少了当事人的不信任程度，而另一方面，在综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认证，连贯而又说明充分，避免了前后认证的矛盾，保证了认证的统一。
（四）证人出庭作证
我国的民诉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一规定说的是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和公平审判原则，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当庭查明事实，提高诉讼实效，从而提高了办案的质量，对定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中，都是一种强制性的通例。在美国，民事诉讼甚至以证人证言为中心，证据几乎都是证人的证言，但两大法系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中的证人是必须有当事人在场才由法官发问的，而英美法系则要求证人必须在法官面前由当事人询问。在相当程度上，它决定了审判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有效，公正的问题。但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法律没有规定公民或有关单位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负的法律后果或责任，这是造成了实践中证人普遍不出庭或拒绝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其次，现行的民诉法欠缺对拒不出庭作证的有关单位和公民的惩罚性措施作规定；第三是现行法没有对出庭作证的人员有关权益的保障制度作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打击报复，我国这方面的制度是很不严密的，给证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另一个原因是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没有保障。针对这些弊端，如何改进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呢？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规则不全面、不系统的设置和规范，严重制约着我国的职权主义由强转弱的形态，或者说是影响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的强烈对抗色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证人出庭如下完善：
（一） 对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有关人员或单位采取强制措施。从法理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违反了诉讼公开原则、直接原则和言词愿则，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或后果。各国的诉讼法都比较重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如德国的民诉法第390条规定：（1）证人并未提出理由或理由不充分时，，而仍拒绝作证，可命证人负担因其拒绝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同时对拒绝作证的证人处以违警罚款，不能缴纳罚款时，处以违警拘留。（2）证人再次拒绝作证时，依申请命令对其拘留，以强制作证。而英国高等法院的作证传票是用来强迫证人出庭作证的，凡传换不到的证人，即构成藐视法院行为。依各国的立法经验，我国也应采用罚款和拘传的强制措施，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二） 是建立起保障证人的人身、经济权益的制度。我国的民诉法并没有对证人权一作保护性规定，致使证人出庭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从而严重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积极性，而另一方面，出庭作证的人也可能遭受他人的报复，使证人或其家属人身受伤害，财产受到损失，精神压力很大，因此往往逃避作证义务。虽然民诉法中规定有这方面的情况，可责令侵权人给予赔偿并可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现实生活中，这个制度是不严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效的保障制度应该是给予证人合理的经济赔偿，包括误工费、生活费、交通费和住宿费等，这都应由举证人支付，具体标准由法院裁量。
五、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指确认证据的范围，调整和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9]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其奉行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模式，并主要由陪审团来裁决证据，因此立法上设置了细密的而比较完备的证据可采性原则，对证据的可使用范围予以严加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和陪审团人员因缺乏法律知识而采纳那些有碍于查明案件真情的事实和材料作为证据，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保障实体的的实现，消除那些可能妨碍案件的得以公正处理的不利因素。因而英美法系采用的是强式的证据规则，强调的是程序公正。相对这而言，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据主要由法官评断，证据规则散乱、缺乏整体性，因而对诉讼证据限制性规定较少，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是凡可以作为诉讼证据的事实和材料，除立法有明确规定外，都具有诉讼证据能力，可见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弱式的证据规则，强调的是实体公正。
我国的证据规则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证据规则不够严密和详尽。由于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我国对待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采用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其结果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低下。表现在：（1）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民诉法典，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令或司法文件中；（2）证据法则较为零散，不具系统性，条文规定不详尽：（3）虽对证据可采性范围作规定，但没有直接规定采信证据的方法；（4）以粗线条方式在大框架范围内制定了若干证据规则，条文空洞，内容粗糙，赋与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造成法官对同一证据的认定见解各异，其取舍难免有各种偏差。那麽如何完善和建立我国的规则呢？结合我国现行的审判实务来看，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或概括性的规定，其实际操作性并不强。针对现行民事证据领域内的职权主义倾向强、证据规则过于原则、零散、缺乏系统性的规定的特点，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证据制度规则。（一）在范围上，扩大现有证据规则所涉及的应用范围，主要从立法角度预先设定在司法过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尽量缩减法官自由裁量的幅度，实行明确严格的程序规则。（二）在内容上，要注重在证据立法上的应用技术，采用消极的方式限制法官在采证上的裁量幅度，制定相应系列的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法官在证据方法上取舍的权限。
四、法官和证据制度改革
（一）两种诉讼体制下证据制度中法官的作用比较
法官，“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常被人们视为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的象征，是社会公正的典型化人格载体”。[10] 作为审判活动的主体，也即审判主体的客观载体，法官在整个诉讼活动过程，起着主持、指挥和驾驭的作用，并依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各类案件进行公正裁判。可见在审判活动中，法官通过具体的审理、裁判等执法活动，体现了公理精神、公正裁判和法律权威，其形象是庄重威严的。受不同司法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同诉讼结构模式下法官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尤其是在证据制度中，。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特别强调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动性。法庭的审判活动是以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为主线开展的，法官有调查权和审问权，对寻求案件事实真相负有责任。而在当事人诉讼模式下，由于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整个诉讼活动主要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辩论展开，法官在形式上只起居中公断的作用，一般不主动进行调查。前者法官拥有过多的程序进展和存续的决断权，法官处于过分积极的地位。由于法官包揽了证据的收集和调查，易使其在庭审前就已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处理意见。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让法官先定后审，往往易产生司法不公。而后者根据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含义，即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和发展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裁判对象的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外依职权收集证据”。[11] 这说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体制中，对诉讼程序的进展和存续影响最大的是当事人，法官处于消极的地位，这给予了当事人过多的权利，易使其滥用权利，缠诉或规避义务。
因而，当今各国的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融合两种诉讼体制的优点，削除弊病。其中英美法系的改革是怎样克服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因素，充分发挥法官的职权作用，弱化当事人的作用，强化职权主义。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改革则是加强和发挥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从法官职能上弱化职权主义。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主义的特点，依据辩论主义的原则，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双方辩论中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在双方辩论中提到的事实。92年实施的民诉法体现了“法官职权主动性有所弱化，当事人主动性得到强化，但变化是局部性的，不属于本质变化，就其诉讼模式而言，已渐变为亚职权主义”。[12]
（二）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法官中立
综观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整个证据制度改革过程，“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13] 在代表国家围绕着当事人诉讼争端进行的审判活动中有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积极指导当事人“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调解”等，主持、指挥、驾驭庭审活动，充分发挥庭审功能作用，进而实现司法“公正”裁判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改革是人的改革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法官作为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在国家法律面前，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成见和偏私，但是法官也是人，他的特殊性格、气质、偏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常常会在其判决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正如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佛兰克言：“法律规则并不是法官判决的根据，司法判决受到情绪、直觉、预感、偏见、性情和其它非理性因素的限制”。[14] 可见法官因素在举证、认证、质证等证据制度改革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代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建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审判机制，让当事人有理讲在法庭，有理辩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质证、认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其中所谓的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的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正性”。[15] 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的行为密切相关。其内涵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程序公正的首要因素是法官中立。法官实施法律就是平等地保护任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违法侵害他人权益的的行为予以同等必要的制裁，表现在：1、证据制度中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2、由于审判职能的便利，法官直接指挥和操纵着诉讼程序的进行和证据规则的运用；3、由于认定的事实的法律属性使然，，对于何种证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被采纳，以及采纳的程度如何，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具决定意义；4、由于立法技术所限，在立法上不可避免默示认可或明示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追求司法公正审判过程中，法官怎样达到公正有不同的观念和模式。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程序模式中，法官的中立始终保持对的被动和消极，而不会过分积极和热心探求事实真相，只是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由当事人提出证据和事实，反复争辩，法官只是决定证据的取舍，对事实作评断；而另一种与职权主义相联系的观点认为，审判上的公正不应停留在形式上的中立，而是积极查清事实真相，才有可能依法对案件作实体上的公正处理，采取必要的手段调查事实真相，两相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程序上的公正，后者侧重于实体上的公正。无论那种模式，都以在制度上和程序上的防范作为常规机制，从而使法官以中立者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因而证据制度能保持法官中立的地位。故完善和建立证据制度，首先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其次是保障法官的地位；最后是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
五、结束语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内容是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本文的论述仅从举证、认证、质证、证人出庭作证及其在此过程中所涉及证据规则和法官是否中立的问题来论述，是微不足道的。作为全部诉讼的核心问题，我国的证据规范是在诉讼是在诉讼中正确运用证据查明的案件真实情况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保障。纵观我国十几年来的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就其理论和实务而言，在成文立法上反应的条文较少，并且过于原则和笼统，以致在审判实务上造成可操性不强的情况。因此，如何在已有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国情，大胆借鉴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经验采其之长，补己之短，以成文法表现出来，从而推动审判方式改革，仍是立法、司法和法学界的奋斗目标。
注释：
（1） 引自毕玉谦《现代民事程序原理和实务》第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出版。
（2） 引自李少红，肖建龙《民事诉讼举证制度探析》，载《民事诉讼体制的变革》第33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3）、（4）、（5）引自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第24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3版。
（6）引自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30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版
（7）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第1款，1991年通过。
（8）引（自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第290页，人民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3版。
（9）引自江伟《证据法学》第17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2版。
（10）引自毕玉谦《民事证据及其程序功能》第202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1）引自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两种诉讼体制的比较分析》，载于《现代法学》1996年版第57页。
（12）引自张卫平《绝对职权主义的理性认识》，载《 现代法学》96年第四期第42页。
（13）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2条。
广东省人民政府
粤府〔２００６〕１２３号
印发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发〔2006〕4号）和《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国发〔2006〕6号），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粤发〔2005〕14号）精神，努力建设创新型广东，特制定以下促进自主创新的若干政策。
一、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一）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各级政府要把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年初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分配，要体现法定增长的要求。以扩大产学研合作为重点，2007年省级财政科技投入实现大幅度增长，在此基础上，“十一五”期间财政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力争到2010年，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4.5%以上，珠江三角洲地区应明显高于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平均水平，东西两翼、北部山区逐步接近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平均水平。以财政科技投入引导全社会加大科技投入，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逐年提高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10年，广东省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低于1.8%，使科技投入水平与建设创新型广东的要求相适应。
（二）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财政科技投入主要用于支持组织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公共服务技术平台建设、基础和共性技术研究、产学研合作和重大科技成果的中试等。合理安排科研机构正常运转、政府科技计划和科研条件建设等资金。重视公益性行业科研能力建设，建立对公益性行业科研的稳定支持机制。对企业开展的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的中长期关键技术等的研究开发，财政资金给予一定的补贴。
（三）切实保障重大专项的顺利实施。按照部门预算的编制原则，对政府财政的科技经费投入预算采取基本支出预算和专项项目支出预算的预算管理方式，有序实施《广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重大专项，要遵循“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组织专家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的技术、经济等可行性论证，并根据广东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情况，报经省政府批准后，统筹落实专项经费，以专项计划的形式逐项启动实施。
（四）发挥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财政资金通过直接投入、补贴、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巩固企业在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企业的研发投入占上年销售总额的比例，省重点工业企业（集团）、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依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优势企业应高于5%，并争取逐年有所增长。科技行政部门牵头制定自主创新型企业认定标准体系，组织认定并实行动态管理。经认定的自主创新型企业，可优先享受政府的各类资金扶持。
（五）完善财政科技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与监督制度。规范财政科技资金的使用方式及范围，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实现财政科技投入效益最大化。按照“事前审核、事中检查、事后评价”的要求，加强对财政科技资金的全程监督。建立各责任主体使用财政科技资金的诚信档案和相应的约束机制，完善专家评审、公开招标和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相结合的科学决策机制。
二、认真执行国家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六）实施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允许企业按照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企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在计税工资总额2.5%以内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和设备，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但不提取折旧；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上的，可采取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的政策。企业购置软件，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最短折旧年限为3年。企业建立的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进口规定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品，可按规定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承担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的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原材料及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软件开发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七）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可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国家规定，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属于国家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纳税确有困难的，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可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八）扶持转制科研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对整体或部分企业化转制科研机构免征企业所得税、科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政策到期后，根据国家政策加以完善。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服务于各行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九）鼓励创业投资和社会资金支持自主创新活动。对主要投资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或投资额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资助创新活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资助的研究开发经费，可以全额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三、引导金融业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支持
（十）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引导政策性银行对广东省内的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提供贷款，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服务。
（十一）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自主创新的信贷支持。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根据国家和省的投资政策及信贷政策规定，对省级以上的高新技术项目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对有效益、有还贷能力、资信良好的自主创新产品出口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根据信贷原则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对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授信额度和多样化金融服务。
（十二）努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支持、协调有关方面参与创业板市场、代办转让系统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试点，支持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开展证券发行和交易试点，推动高新科技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发展。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对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发生的补税、资产重组确权税费、工商登记等费用依法给予合理的优惠。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等新担保方式的试点，建立适合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担保方式，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十三）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依法对创业投资企业进行备案和管理。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机制，引导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的创业企业。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流向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或设立商业性创业投资基金。积极吸引保险资金投资省内高新技术企业。
四、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通关政策
（十四）为自主创新型企业提供高效便捷通关服务。落实《海关积极参与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10项措施》，创新海关监管模式，按照“守法便利”原则，在同等条件下，对自主创新型的企业或项目，以及符合有关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大型非公有制出口企业，优先纳入信用管理，在登记备案、办理手续、货物通关等方面给予相应便利。
（十五）为自主创新型企业提供优先检验检疫服务。推行风险管理制度，帮助和支持自主创新型企业申请检验检疫分类管理一类企业，减少其出口产品抽检批次。优先向国家质检总局推荐自主创新型企业实行“绿色通道”制度，对其出口产品实行优先办理报检、优先检验检疫和免于口岸查验、直接换证放行。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自主创新型企业申请实行出口免验制度，对其出口产品免检和优先签证放行。转变监管模式，实现对自主创新型企业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的前推和后移。对自主创新型企业从国外引进的设备或其他建设物资，实行“全天候、无假日”预约工作制度，提供优先报检、优先检验检疫服务。
五、建立健全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
（十六）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省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制定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按照公开、公正的程序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认定，并向全社会公告。省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获得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范围内，确定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并每半年向广东省公布一次。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下统称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必须优先购买列入目录的产品。财政部门在预算审批过程中，在采购支出项目已确定的情况下，优先安排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预算。省级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有关部门应将承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申报立项的条件，并明确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要求。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国产设备采购比例一般不得低于总价值的60%。
（十七）建立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评标办法。以价格为主的招标项目评标，在满足采购需求的条件下，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其中，自主创新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的，要根据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对自主创新产品给予5%-10%的价格扣除。自主创新产品企业报价不高于排序第一的一般产品企业报价5%的，优先获得政府采购合同。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评审，对自主创新产品给予5%-10%的价格扣除，并按扣除后的报价计算其价格得分。
（十八）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省内企业、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符合政府采购需求条件的，由政府或采购人进行直接首购和订购。对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或技术，应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方式，面向全社会确定研究开发机构，签订政府订购合同，并建立考核验收和研究开发成果推广机制。将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的先进装备和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范围，优先安排订购和使用国产首台（批、套）重大装备的重点工程。
（十九）规范购买外国产品程序。采购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优先购买本国产品。采购人需要的产品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在中国境外使用除外），在采购活动开始前，需由国家权威认证机构予以确认并出具证明。采购外国产品时，坚持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或消化吸收核心技术的原则，优先购买向广东省转让技术的产品。
（二十）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加强对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的审核和监督，对拒绝接受或提供合同约定自主创新产品的，由财政部门责令其纠正，对拒绝纠正的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财政部门应把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对集中采购机构和其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考核内容之一，把政府采购扶持自主创新产品政策落到实处。
六、大力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二十一）建立引进重大技术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统筹协调机制。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根据国家鼓励引进技术目录和广东的实际，编制引进技术指南。根据国家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在对重大项目装备进口实行审批备案时，限制进口国内、省内已具备研究开发能力的技术。禁止或限制进口高消耗、高污染和已被淘汰的落后装备和技术。
（二十二）加强重大工程技术设备引进和消化的管理。凡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省核准或使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中确需引进的重大技术装备，由项目业主联合制造企业制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作为工程项目审批和核准的重要内容，经审批（核准）后实施。重大技术和重大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须经省发展改革、经贸、科技和外经贸等部门联合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进行咨询论证，明确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计划、目标和进度，并将通过消化吸收是否形成了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对引进项目验收和评估的重要内容。
（二十三）鼓励重点企业与重点区域开展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企业在机械装备、成套设备等国内市场需求大的领域，引进先进设备开展消化、吸收、创新，开发替代进口的科技产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示范基地，鼓励企业开展合作创新，进行专利技术、核心技术、标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交叉授权许可，组建平等的技术战略与知识产权战略联盟。
（二十四）继续实施科技兴贸行动计划。对广东省列入“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出口品牌企业参加由商务部或省组织的境外市场开拓活动、“高交会”的摊位费给予补贴。选择广东省有优势的传统出口产品，通过引进技术和消化创新，提高加工设备、生产工艺等技术水平，提升产品技术和知识产权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成熟工业化技术出口带动广东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到境外建立研发机构。
七、努力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
（二十五）健全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政策法规及体制机制。加快《广东省专利条例》和《广东省标准化条例》的立法，制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发明专利申请资助、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商标保护等工作机制。逐步建立重点行业、重点技术领域和出口产品的预警机制，建立主要出口产品、支柱产业技术贸易壁垒风险预警系统，开展重点国家和地区技术贸易壁垒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
（二十六）鼓励创造知识产权和参与研制技术标准。鼓励发明创造，企事业单位依法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金，企业可计入成本、事业单位可从事业费中列支。引导企业注册、使用自有商标，重点扶持科技型企业申报认定省著名商标和创立驰名商标，以商标带动企业发展。继续推动产业集群和试点地区创建区域品牌。支持企业和相关单位研制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支持以企业为主体，联合行业协会、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共同承担国家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专业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工作组（WG）秘书处工作。加强社会领域的技术标准研制工作。
（二十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广东省行业、区域建立保护联盟，形成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积极鼓励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产品在出口时申请地理标志保护和原产国标记保护，增强自主创新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组织专项行动，集中力量侦破涉及侵犯注册商标、专利、版权以及商业秘密等大要案件，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二十八）加强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鼓励建立以专利技术为主要交易对象的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发展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机构，加强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管理和引导。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提高广东省知识产权信息利用的技术和水平。建立公共检测技术平台，加快建立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环境保护检测体系和计量基标准体系等公共检测技术体系，鼓励和支持建设国家级检测机构和实验室。
八、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二十九）加大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的投入。从2006年起，省财政每年投入不少于1亿元设立广东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2007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财政专项资金增加到2亿元，从2008年至2010年每年投入不少于2亿元。重点吸引国家“863”和“973”等重大项目到广东省落户和产业化，获得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基地，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培育和形成若干战略创新产业。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研究部署产学研合作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合作中的问题。鼓励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鼓励、引导创业投资投入到省部产学研合作，形成多渠道投融资机制。
（三十）大力支持产学研联合体承担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的产学研联合体，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运行机制。优先支持在重点产业中由产学研合作组建的技术平台。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或企业联合建设研究开发机构、科技研发机构、博士后工作站。支持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设一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行业性技术创新平台，支持产学研联合建设科技信息平台、技术标准与检测服务平台、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等基础条件平台。加快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产学研联合、以重点产业为主导的行业性产学研联合。推进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建设，扶持一批影响大、辐射面广、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对企业、行业协会和高等学校共同建设、培育并达到较高水平的产学研基地，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和奖励。由高等学校承担的科技计划项目，企业参与联合投入的，允许双方按出资比例，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共享创新成果所有权。
（三十一）实行联合招标和攻关。省科技行政部门要会同省有关部门围绕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共同编制并定期发布《广东省应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目录》。继续推进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工作，实行项目招标、投标制和监理制，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围绕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关键技术与重要产品，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突破一批重点领域核心技术，获取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继续组织推进粤港联合招标，发挥两地优势，促进两地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紧密合作。
九、加强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
（三十二）推动科技园区加强创新设施建设。省安排专项计划和资金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大学科技园、软件园等科技园建设创新平台、信息平台、企业孵化器等服务机构，为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促进科技园区成为高新技术孵化基地、特色产业集群和产学研合作示范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设立留学生创业园。组建广东高新区科技顾问专家委员会，为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三十三）加快区域产业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围绕广东省支柱产业和战略创新产业的发展需要，建设一批达到国家一流水平的产业公共科技创新平台。扶持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广州、深圳、珠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广东软件研发基地，深圳南方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等做强做大。积极建设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东莞电子工业研究院、佛山精密制造研究院、南海数字媒体技术研究院、顺德家电研究院、江门精细化工研究院。
（三十四）继续建设国家和省级各类实验室。鼓励广东省大企业、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采取产学研合作方式建设国家工程实验室。进一步加大对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鼓励和推动省重点实验室建成国家级实验室。对运行较好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室，在运行经费或购置大型科研仪器等方面给予补贴。依托具有较强研究开发和技术辐射能力的转制科研机构或大企业，集成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力量，在重点领域建设一批省级工程实验室，开展面向行业的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引导和鼓励其参与区域产业公共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加强广东省公共实验室建设，主要承担国家、省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原则和要求，进一步明确省级公共实验室的功能定位，并给予相应财政扶持。
（三十五）加大对公益类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公益类科研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对已实行分类改革的省属公益类科研机构，经验收合格后，按照重新核定的非营利科研编制，从2007年起提高对其投入力度，达到与其承担科研任务和公益服务相适应的水平。
（三十六）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开放共享机制。按照“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通过政策、资金引导和市场化运作，激励现有科技条件资源开放共享，建设一批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以及面向行业的共性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等，逐步形成广东省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平台网络。有条件的工程技术开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实验室、重点科研基地等各类国家、省级技术研发平台，应向社会和行业开放，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效能。建立和完善省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向社会开放共享的制度，把面向企业和社会提供服务作为考核其运行绩效的重要指标。省直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对开放式、专业化、共性研发平台的支持方式和补贴政策。大力支持专业镇建设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共性服务的技术创新中心。
十、培养和引进自主创新人才
（三十七）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着力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加大省财政科技经费对自主创新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项目的资金扶持力度。在科技计划项目评审、验收、重点实验室评审、科研基地建设综合绩效评估中，把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考评指标。完善国际合作、岗位实践、在职进修、交流和挂职等多种途径的培训制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联合申请建立硕士、博士培养点。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要支持科技人员以借用、聘用或兼职等方式到企业从事研究开发工作，或离岗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及中介机构。努力引进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世界领先技术的创新型人才。鼓励境外创新型人才通过项目合作、兼职、考察讲学、学术休假、担任业务顾问等多种形式为广东服务。引导企业以高薪或股份等多种形式，积极吸引各类创新人才到企业工作。
（三十八）改革和完善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分类推进专业技术职务改革，全面实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科研事业单位可以自主设立各级创新岗位，自主聘用。实行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人员使用与项目、课题相结合的制度。除涉密岗位外，推行关键岗位和科研项目负责人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制度。对科研机构的新进人员可实行人事代理制度。鼓励科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科技人员向企业流动的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办法。按照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要求，改革和规范科研单位工资分配制度，建立以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为主要内容的收入分配制度，禁止违反规定将政府科研项目经费用于分配。
（三十九）建立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激励和考核机制。设立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每年奖励人数不超过2名，每名奖励200万元，其中50万元奖励个人，150万元用于资助获奖者主持的自主创新活动，获奖者享受省级劳动模范待遇。引进创新型人才的薪酬、福利，由用人单位根据其专业水平与本人协商，从优确定。通过项目公开招标聘用海外创新型人才在海外为广东省企事业单位进行项目研发的，可以由我方单位根据签订的合同将报酬用外汇直接汇入其个人账户。鼓励企业从其净资产增值部分中提取股份，以红股或股份期权的形式奖励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所有人及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有重大贡献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创新型人才可以其专利、发明、技术、管理、资金等要素投资入股并参与分配，分配比例由受益单位与本人协商确定。鼓励试行年薪制，实现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对聘请海外创新型人才担任国有企业高级技术、管理职务的，可以参照对国内人员实施期权激励的办法进行奖励。在每两年一次的市、县党政领导推动科技进步实绩考核中，强化对科技人才工作的考核，把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作为实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十一、不断优化自主创新环境
（四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育一批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重点学科体系。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制改革，建立符合推动科技发展要求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能力。
（四十一）积极发展科普事业。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建设创新文化，形成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科技下乡等科普活动，提高农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城镇社区为依托，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提高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举办讲座、报告会等科普活动，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建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定期向公众开放制度。建立协调机制，实现科普资源的有效共享。切实加强科普场馆与设施建设。
（四十二）保护创新者和改革者的积极性。公检法部门要慎重对待体制改革和自主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对总体上符合中央、省委的精神和改革方向，没有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没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不轻易立案。对改革创新工作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免于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1）改革创新方案制定和实施程序符合有关规定；（2）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3）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十三）推动自主创新区域与国际合作。健全区域创新资源合作交流机制。联合港澳建设区域性国际科技合作创新中心，重点建设粤港澳工业设计公共平台。加强粤港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共同开展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联合行动。认真履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和《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十一五”专项规划》。加强与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工作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泛珠三角技术标准和商标品牌的合作。积极推进广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各种科技合作。
（四十四）建立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统筹机制。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的重大问题。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研究提出广东省年度和中长期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通报和交流各部门组织实施的有关情况。充分发挥省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省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联席会议等机构在推进自主创新中的决策咨询和组织实施功能。发挥广东省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的作用，研究战时科技和装备动员需求，建立军用、民用自主创新信息平台，促进军用、民用技术研究开发需求的互通交流和创新成果的双向转移。
（四十五）上述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地、各部门要依据本文件要求制定相关的具体措施。
——证据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胡铁民
一、引言
为了顺应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进行了成效卓著的改革。作为司法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法学界，学者们纷纷提出：改革民事审判方式，首先应调整诉讼结构模式，即调整诉讼主体的地位及相互关系，而“证据制度是诉讼结构模式中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一根红线和充满灵感的神经”。[1] 可见证剧制度的改革，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甚至是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本文试从举证、质证、认证以及在此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证人作证和法官是否中立问题，联系理论和实践，浅议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二、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制度改革
（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制度改革简述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具体是指通过改变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不合时宜的影响司法公正的陈旧诉讼观念和习惯做法，保障公正裁判，提高办案效率，充分发挥法律赋与的审判职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机制。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法院系统就开展了一场以宪法和诉讼法为依据，以保障公正裁决为目的，以公开审判为重心，以三个强化，即“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合议庭职责”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其实质是通过核实证据，查清事实，分清事非，明确责任，讲清道理，公正裁决，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实现司法公正。而在91年颁布的新民诉法，则以举证制度为主内容，强化了当事人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极端职权主义的证据程序功能模式，现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施行的辩论式审判方式，通过双方当事人诉讼言词对抗在法官的指导下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当庭辩论、当庭裁判等。这都说明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证据制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是证据制度的改革。具体表现在：第一，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极端的或纯职权主义诉讼结构模式，而证据制度作为诉讼程序模式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是体现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共同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第二，强调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证即解决举证的主体直接反应为证据问题。强调当事人举证，重视法庭质证、认证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结果必然会使民事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更加科学规范。
（二）证据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证据制度改革在民法制度中占重要的地位，具体内容包括：1 民事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否承担证明的责任；2 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当事人没有履行举证责任时将产生的结果；3 当事人是否有权参与审查法庭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和陈述意见；4 了解案情的人应如何提供证言；5 持有证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的要求。要改革证据制度，首先，是改变、完善证据制度中不合时宜的习惯做法和陈旧诉讼观念，完善证据规则。受德国法观念，即“当事人掌握事实与公正的判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规则中很少注意或根本不注意证据的量化规则，这给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实践带来了影响，从而也影响了审判效率和办案质量。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中旧的观念和做法，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其次，强化庭审功能，公开开庭审查核实证据。以往传统的做法是先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然后再开庭，而改革后的方式应是对证据先审后定，即在法官的主持下，让当事人面对面、公开地围绕事实展开辩论，举证、质证、认证在法庭，从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三是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官当庭认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根据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由当事人举证，但又保留了法官必要的调查权，这无疑减轻了法官调查取证的负担，也调动了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强调当事人举证、质证有利于在证据不足时当事人败诉得心服口服，抵制拉关系的不正之风。可见证据制度改革的意义在于：一，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二，提高了法官的素质，促进廉政建设；三，充分调动当事人行使诉权的积极性；四，有利于发挥各诉讼当参与人的作用，增强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法院和法官的地位，树立公正形象，从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
三、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证据制度改革的现状考查和实际运用
（一） 举证和举证责任
举证，字面上可理解为提供证据，它是诉讼活动中一项重要的诉讼行为，具体是指“在法官主持下，由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对其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说明，展示和论述其证明力的诉讼行为”。[2] 而举证责任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用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各国的民诉法都普遍引入举证制度，目前法学界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两种意思：一，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举证不能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的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法律奉行举证责任制度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传统的诉讼方式，主要是以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为主，过分强调了人民法院的职权而忽视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表现在法院包揽调查取证，相当一部分案件本来由当事人举证的，却由审判人员四处奔走，收集证据证明当事人的主张，造成法官和当事人界线混淆，责任不明，而法官包办取证不仅增加了法院的负担，也干预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方式改革后，举证责任的转移给法官审判工作带来了便利，提高办案效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第一，举证宣传力度不够。由于当事人受旧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或法律意识薄弱的缘故，通常会认为诉状一交，法官全包，不懂举证或不会举证；第二，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举证不能或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应负的法律后果。这就造成审判人员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凡是当事人能举证的，一定要他举证；凡是当事人不可能举证的，不能苛求他举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容易导致当事人举证意识的淡化。民诉法第64条第一款只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是立法上的不完善表现，导致了诉讼理论上对提供证据和举证责任的界线不分，忽略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这样同时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第三、没有明确规定举证的时限。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提交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但在实践中这一规定没有完全得到应用。参照设立举证期限的国家的民事诉讼法来看，一般把举证期限的终点确定在一审或终审的法庭辩论终止前。如日本民诉法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除另有规定外，可以在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3] 德国的民诉法则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4] 法国的民诉法则规定：“在辩论截止之后，当事人不得呈交任何支持其辩论中所发表的意见的申明………………”。[5] 据此，笔者认为这确切体现了当事人举证活动和庭审活动的特点，可将举证活动的期限确定在一审或终审中的法庭辩论终止之前，这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审结案件，促使当事人及时履行举证责任。第四、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不完全的，只规定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没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民诉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自行收集。”这一规定说明了在当事人举证的同时，人民法院仍有查证责任，它所起的尽管是补充作用，但充分体现了我国的诉讼结构模式仍是职权主义，有着审判上的自由裁量主义色彩。可见民诉法中的规定的举证责任是不完全的，它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以下原因制定的：“1、我国的人口绝大数是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农民，如举不出证据就要败诉，其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护；2、设定查证责任是为了实现民诉法中客观真实的证据标准，这有利于法院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审判，维护国家法制”。 [6] 但法律上尚没有明确规定不履行审判职责对在诉讼上会产生何种效力，应当承担何种后果。实践中也仅是以直接负责人玩忽职守为由，给予批评或纪律处分，与职权主义相比，英美法系中的当事人主义证据的调查方式为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全部由当事人负责，当事人必须自己去发现全部事实证据由当事人或律师收集提出，换言之，即法官并没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强调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强化了当事人举证意识，但易造成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使其滥用权利，作伪证或规避义务等。因而怎样在当事人与法官的职权中寻求适当的度成为英美法系司法改革的主题。而在中国，改革后的证据制度中，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同时，仍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查证职能。。只有当事人举证不能而法院无法查证或当事人提供证据未被认定的，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故在审判工作中法官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后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以当事人为主，但很多当事人并不清楚这一规定往往不知道举什麽证据；法官作为审判活动的主持者和指挥者，应对当事人作必要的指导。第一、应采取多种行式加强举证宣传，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第二，加强对证据的收集、调查和保全的指导，应按民诉法和其他规定的程序进行，不按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第三、帮助当事人认识举证责任的分担、转移和倒置。民诉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原被告和第三人都有举证责任。原告应该提出证据说明起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告对原告起诉的抗辨提出反驳时，或反诉时，必须列举事实和证据；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要有证据加以证明；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出的要求，也应提供证据证明。如果被告在同一诉讼中主张与原告不同的事实，被告对此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这便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而至于倒置的问题，本是指原告提出事实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某些特殊案件中，原告只能提出受损的事实，而不提出侵权的事实，这就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其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事由或对其主张事由负举证责任。第四是掌握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审判人员应对涉及自认、公知事实、自然规律和定理、推定的事实、已决事实、公证事实等无需让当事人举证，应当免除其举证证明的义务。当事人的举证范围应限于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对于法律规定由法院调查取证和免除当事人举证条件的，不能强迫当事人举证。
（二） 质证
所谓质证，指的是在庭审过程由案件当事人就法庭上出示的证据采取辨认、质疑、说明、辩论等形式进行对质核实，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诉讼活动。它是法庭审查核实证据的一种手段，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作为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彻民事诉讼公开原则、辩论原则及直接言辞原则的具体表现。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诉讼模式不同，因而与其相配套的质证模式也就不同。在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质证的程序完全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并被当事人所控制，法官处于消极地位，仅作为组织者；而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起主持和指挥作用，当事人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往往不利于查明真相，反而养成法官先入为主，唯我独尊的积习。相比较而言，当事人主义的质证模式中，质证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提高了质证的效果。庭审方式改革后，法官质证改为当事人互相质证，但受长期职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在：（一）民诉法规定：“证据应在法庭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7] 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对质证有关的程序、方式、规则及质证权的行使、救济、质证在程序上的效力等没有规定，在司法中实践存在很大的空档。（二）法官仍对当事人的质证持漠视态度，对质证横加干预、武断限制等。在英美法系中，采用的是交叉询问方式，以保证证人和证言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要求当事人或律师询问证人，而在大陆法系中一般是法官向证人提问，由证人作与案情有关事实的陈述。双方律师在法官提问后才询问证人，是否采取交叉询问，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意思。借鉴英美法系的交叉方式的优点，笔者认为我国宜采用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模式，进行质证。
（三）认证
民诉法中的认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出的或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确认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一种诉讼活动”。[8] 在整个审判和案件处理过程中，认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认证是举证、质证的归宿和结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证或法官自行调查的证据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其归宿和结果必然是法官认证；其此，认证是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要靠认证来确认。本来应当作为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予认定，势必会造成案件处理的错误。可见审判过程中如何正确认定证据的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认证的形式可分为五种，即一证一认、分段认证、综合认证、混合认证、判决认证。其中一证一认是指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经质证后，经审判员和合议庭辨认，当即对每个证据是否有效予以确认，这种认证形式的特点是审判员思路清晰，庭审流畅，增加了庭审的透明度，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旁听人员听得明明白白，但不利于把握每个证据的关联性；而分段认证是指法官对举出的证据经质证，适当分为几个阶段对证据是否有效予以确认，这可使审判员清楚了解案件的事实，旁听人员听得明白但由于开庭次数多，使庭审时间延长，影响结案的速度和效率；综合认证是法官在庭审审查阶段对举出`的证据经质证后先不确认其是否有效，待庭审后，对证据一次性综合认定，此种形式通过法官的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辩论，保持庭审活动流畅，避免了法官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对证据的辩论对抗，利于树立法官的公正形象，体现了公开性和公正性，缺点是认定证据时易产生遗漏；混合认证是法官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经质证后能当即确认其效力的就当即确认，不能当即确认的，在庭审后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公布结果，这能充分发挥审判员的主观能动性，准确认证，但层次不分明，使旁听者不明白；判决认证是法官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经质证后不确认其效力，而是在判决书中对证据的效力进行确认，这种形式能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说明较充分、透彻和准确，但认证时间过长，如案件需再开庭审理，使旁听者不易了解审理和认证的情况，反而削弱了庭审的透明度。综合比较各种认证形式，笔者认为采用一证一认和综合认证的形式较好。首先，一证一认易适用于审理借款、购销等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中，法官对所举证据质证后，当即认定其效力，这可使庭审层次分明，当事人及旁听者清楚明白，达到以理和法服人的目的；其次，综合认证适用于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案情复杂的案件中，通过综合认证，一方面能全面、准确、客观反映案件的整体事实，强化了合议庭的功能，减少了当事人的不信任程度，而另一方面，在综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认证，连贯而又说明充分，避免了前后认证的矛盾，保证了认证的统一。
（四）证人出庭作证
我国的民诉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一规定说的是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和公平审判原则，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当庭查明事实，提高诉讼实效，从而提高了办案的质量，对定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中，都是一种强制性的通例。在美国，民事诉讼甚至以证人证言为中心，证据几乎都是证人的证言，但两大法系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中的证人是必须有当事人在场才由法官发问的，而英美法系则要求证人必须在法官面前由当事人询问。在相当程度上，它决定了审判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有效，公正的问题。但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法律没有规定公民或有关单位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负的法律后果或责任，这是造成了实践中证人普遍不出庭或拒绝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其次，现行的民诉法欠缺对拒不出庭作证的有关单位和公民的惩罚性措施作规定；第三是现行法没有对出庭作证的人员有关权益的保障制度作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打击报复，我国这方面的制度是很不严密的，给证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另一个原因是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没有保障。针对这些弊端，如何改进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呢？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规则不全面、不系统的设置和规范，严重制约着我国的职权主义由强转弱的形态，或者说是影响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的强烈对抗色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证人出庭如下完善：
（一） 对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有关人员或单位采取强制措施。从法理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违反了诉讼公开原则、直接原则和言词愿则，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或后果。各国的诉讼法都比较重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如德国的民诉法第390条规定：（1）证人并未提出理由或理由不充分时，，而仍拒绝作证，可命证人负担因其拒绝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同时对拒绝作证的证人处以违警罚款，不能缴纳罚款时，处以违警拘留。（2）证人再次拒绝作证时，依申请命令对其拘留，以强制作证。而英国高等法院的作证传票是用来强迫证人出庭作证的，凡传换不到的证人，即构成藐视法院行为。依各国的立法经验，我国也应采用罚款和拘传的强制措施，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二） 是建立起保障证人的人身、经济权益的制度。我国的民诉法并没有对证人权一作保护性规定，致使证人出庭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从而严重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积极性，而另一方面，出庭作证的人也可能遭受他人的报复，使证人或其家属人身受伤害，财产受到损失，精神压力很大，因此往往逃避作证义务。虽然民诉法中规定有这方面的情况，可责令侵权人给予赔偿并可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现实生活中，这个制度是不严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效的保障制度应该是给予证人合理的经济赔偿，包括误工费、生活费、交通费和住宿费等，这都应由举证人支付，具体标准由法院裁量。
五、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指确认证据的范围，调整和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9]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其奉行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模式，并主要由陪审团来裁决证据，因此立法上设置了细密的而比较完备的证据可采性原则，对证据的可使用范围予以严加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和陪审团人员因缺乏法律知识而采纳那些有碍于查明案件真情的事实和材料作为证据，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保障实体的的实现，消除那些可能妨碍案件的得以公正处理的不利因素。因而英美法系采用的是强式的证据规则，强调的是程序公正。相对这而言，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据主要由法官评断，证据规则散乱、缺乏整体性，因而对诉讼证据限制性规定较少，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是凡可以作为诉讼证据的事实和材料，除立法有明确规定外，都具有诉讼证据能力，可见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弱式的证据规则，强调的是实体公正。
我国的证据规则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证据规则不够严密和详尽。由于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我国对待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采用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其结果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低下。表现在：（1）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民诉法典，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令或司法文件中；（2）证据法则较为零散，不具系统性，条文规定不详尽：（3）虽对证据可采性范围作规定，但没有直接规定采信证据的方法；（4）以粗线条方式在大框架范围内制定了若干证据规则，条文空洞，内容粗糙，赋与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造成法官对同一证据的认定见解各异，其取舍难免有各种偏差。那麽如何完善和建立我国的规则呢？结合我国现行的审判实务来看，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或概括性的规定，其实际操作性并不强。针对现行民事证据领域内的职权主义倾向强、证据规则过于原则、零散、缺乏系统性的规定的特点，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证据制度规则。（一）在范围上，扩大现有证据规则所涉及的应用范围，主要从立法角度预先设定在司法过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尽量缩减法官自由裁量的幅度，实行明确严格的程序规则。（二）在内容上，要注重在证据立法上的应用技术，采用消极的方式限制法官在采证上的裁量幅度，制定相应系列的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法官在证据方法上取舍的权限。
四、法官和证据制度改革
（一）两种诉讼体制下证据制度中法官的作用比较
法官，“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常被人们视为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的象征，是社会公正的典型化人格载体”。[10] 作为审判活动的主体，也即审判主体的客观载体，法官在整个诉讼活动过程，起着主持、指挥和驾驭的作用，并依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各类案件进行公正裁判。可见在审判活动中，法官通过具体的审理、裁判等执法活动，体现了公理精神、公正裁判和法律权威，其形象是庄重威严的。受不同司法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同诉讼结构模式下法官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尤其是在证据制度中，。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特别强调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动性。法庭的审判活动是以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为主线开展的，法官有调查权和审问权，对寻求案件事实真相负有责任。而在当事人诉讼模式下，由于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整个诉讼活动主要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辩论展开，法官在形式上只起居中公断的作用，一般不主动进行调查。前者法官拥有过多的程序进展和存续的决断权，法官处于过分积极的地位。由于法官包揽了证据的收集和调查，易使其在庭审前就已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处理意见。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让法官先定后审，往往易产生司法不公。而后者根据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含义，即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和发展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裁判对象的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外依职权收集证据”。[11] 这说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体制中，对诉讼程序的进展和存续影响最大的是当事人，法官处于消极的地位，这给予了当事人过多的权利，易使其滥用权利，缠诉或规避义务。
因而，当今各国的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融合两种诉讼体制的优点，削除弊病。其中英美法系的改革是怎样克服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因素，充分发挥法官的职权作用，弱化当事人的作用，强化职权主义。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改革则是加强和发挥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从法官职能上弱化职权主义。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主义的特点，依据辩论主义的原则，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双方辩论中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在双方辩论中提到的事实。92年实施的民诉法体现了“法官职权主动性有所弱化，当事人主动性得到强化，但变化是局部性的，不属于本质变化，就其诉讼模式而言，已渐变为亚职权主义”。[12]
（二）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法官中立
综观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整个证据制度改革过程，“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13] 在代表国家围绕着当事人诉讼争端进行的审判活动中有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积极指导当事人“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调解”等，主持、指挥、驾驭庭审活动，充分发挥庭审功能作用，进而实现司法“公正”裁判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改革是人的改革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法官作为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在国家法律面前，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成见和偏私，但是法官也是人，他的特殊性格、气质、偏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常常会在其判决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正如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佛兰克言：“法律规则并不是法官判决的根据，司法判决受到情绪、直觉、预感、偏见、性情和其它非理性因素的限制”。[14] 可见法官因素在举证、认证、质证等证据制度改革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代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建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审判机制，让当事人有理讲在法庭，有理辩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质证、认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其中所谓的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的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正性”。[15] 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的行为密切相关。其内涵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程序公正的首要因素是法官中立。法官实施法律就是平等地保护任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违法侵害他人权益的的行为予以同等必要的制裁，表现在：1、证据制度中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2、由于审判职能的便利，法官直接指挥和操纵着诉讼程序的进行和证据规则的运用；3、由于认定的事实的法律属性使然，，对于何种证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被采纳，以及采纳的程度如何，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具决定意义；4、由于立法技术所限，在立法上不可避免默示认可或明示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追求司法公正审判过程中，法官怎样达到公正有不同的观念和模式。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程序模式中，法官的中立始终保持对的被动和消极，而不会过分积极和热心探求事实真相，只是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由当事人提出证据和事实，反复争辩，法官只是决定证据的取舍，对事实作评断；而另一种与职权主义相联系的观点认为，审判上的公正不应停留在形式上的中立，而是积极查清事实真相，才有可能依法对案件作实体上的公正处理，采取必要的手段调查事实真相，两相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程序上的公正，后者侧重于实体上的公正。无论那种模式，都以在制度上和程序上的防范作为常规机制，从而使法官以中立者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因而证据制度能保持法官中立的地位。故完善和建立证据制度，首先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其次是保障法官的地位；最后是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
五、结束语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内容是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本文的论述仅从举证、认证、质证、证人出庭作证及其在此过程中所涉及证据规则和法官是否中立的问题来论述，是微不足道的。作为全部诉讼的核心问题，我国的证据规范是在诉讼是在诉讼中正确运用证据查明的案件真实情况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保障。纵观我国十几年来的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就其理论和实务而言，在成文立法上反应的条文较少，并且过于原则和笼统，以致在审判实务上造成可操性不强的情况。因此，如何在已有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国情，大胆借鉴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经验采其之长，补己之短，以成文法表现出来，从而推动审判方式改革，仍是立法、司法和法学界的奋斗目标。
注释：
（1） 引自毕玉谦《现代民事程序原理和实务》第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出版。
（2） 引自李少红，肖建龙《民事诉讼举证制度探析》，载《民事诉讼体制的变革》第33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3）、（4）、（5）引自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第24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3版。
（6）引自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30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版
（7）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第1款，1991年通过。
（8）引（自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第290页，人民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3版。
（9）引自江伟《证据法学》第17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2版。
（10）引自毕玉谦《民事证据及其程序功能》第202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1）引自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两种诉讼体制的比较分析》，载于《现代法学》1996年版第57页。
（12）引自张卫平《绝对职权主义的理性认识》，载《 现代法学》96年第四期第42页。
（13）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2条。
印发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
粤府〔２００６〕１２３号
印发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发〔2006〕4号）和《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国发〔2006〕6号），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粤发〔2005〕14号）精神，努力建设创新型广东，特制定以下促进自主创新的若干政策。
一、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一）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各级政府要把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年初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分配，要体现法定增长的要求。以扩大产学研合作为重点，2007年省级财政科技投入实现大幅度增长，在此基础上，“十一五”期间财政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力争到2010年，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4.5%以上，珠江三角洲地区应明显高于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平均水平，东西两翼、北部山区逐步接近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平均水平。以财政科技投入引导全社会加大科技投入，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逐年提高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10年，广东省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低于1.8%，使科技投入水平与建设创新型广东的要求相适应。
（二）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财政科技投入主要用于支持组织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公共服务技术平台建设、基础和共性技术研究、产学研合作和重大科技成果的中试等。合理安排科研机构正常运转、政府科技计划和科研条件建设等资金。重视公益性行业科研能力建设，建立对公益性行业科研的稳定支持机制。对企业开展的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的中长期关键技术等的研究开发，财政资金给予一定的补贴。
（三）切实保障重大专项的顺利实施。按照部门预算的编制原则，对政府财政的科技经费投入预算采取基本支出预算和专项项目支出预算的预算管理方式，有序实施《广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重大专项，要遵循“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组织专家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的技术、经济等可行性论证，并根据广东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情况，报经省政府批准后，统筹落实专项经费，以专项计划的形式逐项启动实施。
（四）发挥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财政资金通过直接投入、补贴、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巩固企业在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企业的研发投入占上年销售总额的比例，省重点工业企业（集团）、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依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优势企业应高于5%，并争取逐年有所增长。科技行政部门牵头制定自主创新型企业认定标准体系，组织认定并实行动态管理。经认定的自主创新型企业，可优先享受政府的各类资金扶持。
（五）完善财政科技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与监督制度。规范财政科技资金的使用方式及范围，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实现财政科技投入效益最大化。按照“事前审核、事中检查、事后评价”的要求，加强对财政科技资金的全程监督。建立各责任主体使用财政科技资金的诚信档案和相应的约束机制，完善专家评审、公开招标和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相结合的科学决策机制。
二、认真执行国家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六）实施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允许企业按照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企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在计税工资总额2.5%以内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和设备，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但不提取折旧；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上的，可采取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的政策。企业购置软件，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最短折旧年限为3年。企业建立的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进口规定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品，可按规定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承担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的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原材料及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软件开发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七）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可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国家规定，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属于国家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纳税确有困难的，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可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八）扶持转制科研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对整体或部分企业化转制科研机构免征企业所得税、科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政策到期后，根据国家政策加以完善。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服务于各行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九）鼓励创业投资和社会资金支持自主创新活动。对主要投资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或投资额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资助创新活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资助的研究开发经费，可以全额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三、引导金融业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支持
（十）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引导政策性银行对广东省内的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提供贷款，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服务。
（十一）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自主创新的信贷支持。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根据国家和省的投资政策及信贷政策规定，对省级以上的高新技术项目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对有效益、有还贷能力、资信良好的自主创新产品出口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根据信贷原则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对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授信额度和多样化金融服务。
（十二）努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支持、协调有关方面参与创业板市场、代办转让系统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试点，支持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开展证券发行和交易试点，推动高新科技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发展。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对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发生的补税、资产重组确权税费、工商登记等费用依法给予合理的优惠。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等新担保方式的试点，建立适合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担保方式，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十三）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依法对创业投资企业进行备案和管理。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机制，引导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的创业企业。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流向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或设立商业性创业投资基金。积极吸引保险资金投资省内高新技术企业。
四、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通关政策
（十四）为自主创新型企业提供高效便捷通关服务。落实《海关积极参与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10项措施》，创新海关监管模式，按照“守法便利”原则，在同等条件下，对自主创新型的企业或项目，以及符合有关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大型非公有制出口企业，优先纳入信用管理，在登记备案、办理手续、货物通关等方面给予相应便利。
（十五）为自主创新型企业提供优先检验检疫服务。推行风险管理制度，帮助和支持自主创新型企业申请检验检疫分类管理一类企业，减少其出口产品抽检批次。优先向国家质检总局推荐自主创新型企业实行“绿色通道”制度，对其出口产品实行优先办理报检、优先检验检疫和免于口岸查验、直接换证放行。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自主创新型企业申请实行出口免验制度，对其出口产品免检和优先签证放行。转变监管模式，实现对自主创新型企业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的前推和后移。对自主创新型企业从国外引进的设备或其他建设物资，实行“全天候、无假日”预约工作制度，提供优先报检、优先检验检疫服务。
五、建立健全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
（十六）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省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制定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按照公开、公正的程序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认定，并向全社会公告。省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获得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范围内，确定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并每半年向广东省公布一次。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下统称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必须优先购买列入目录的产品。财政部门在预算审批过程中，在采购支出项目已确定的情况下，优先安排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预算。省级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有关部门应将承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申报立项的条件，并明确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要求。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国产设备采购比例一般不得低于总价值的60%。
（十七）建立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评标办法。以价格为主的招标项目评标，在满足采购需求的条件下，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其中，自主创新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的，要根据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对自主创新产品给予5%-10%的价格扣除。自主创新产品企业报价不高于排序第一的一般产品企业报价5%的，优先获得政府采购合同。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评审，对自主创新产品给予5%-10%的价格扣除，并按扣除后的报价计算其价格得分。
（十八）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省内企业、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符合政府采购需求条件的，由政府或采购人进行直接首购和订购。对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或技术，应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方式，面向全社会确定研究开发机构，签订政府订购合同，并建立考核验收和研究开发成果推广机制。将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的先进装备和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范围，优先安排订购和使用国产首台（批、套）重大装备的重点工程。
（十九）规范购买外国产品程序。采购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优先购买本国产品。采购人需要的产品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在中国境外使用除外），在采购活动开始前，需由国家权威认证机构予以确认并出具证明。采购外国产品时，坚持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或消化吸收核心技术的原则，优先购买向广东省转让技术的产品。
（二十）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加强对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的审核和监督，对拒绝接受或提供合同约定自主创新产品的，由财政部门责令其纠正，对拒绝纠正的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财政部门应把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对集中采购机构和其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考核内容之一，把政府采购扶持自主创新产品政策落到实处。
六、大力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二十一）建立引进重大技术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统筹协调机制。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根据国家鼓励引进技术目录和广东的实际，编制引进技术指南。根据国家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在对重大项目装备进口实行审批备案时，限制进口国内、省内已具备研究开发能力的技术。禁止或限制进口高消耗、高污染和已被淘汰的落后装备和技术。
（二十二）加强重大工程技术设备引进和消化的管理。凡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省核准或使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中确需引进的重大技术装备，由项目业主联合制造企业制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作为工程项目审批和核准的重要内容，经审批（核准）后实施。重大技术和重大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须经省发展改革、经贸、科技和外经贸等部门联合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进行咨询论证，明确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计划、目标和进度，并将通过消化吸收是否形成了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对引进项目验收和评估的重要内容。
（二十三）鼓励重点企业与重点区域开展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企业在机械装备、成套设备等国内市场需求大的领域，引进先进设备开展消化、吸收、创新，开发替代进口的科技产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示范基地，鼓励企业开展合作创新，进行专利技术、核心技术、标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交叉授权许可，组建平等的技术战略与知识产权战略联盟。
（二十四）继续实施科技兴贸行动计划。对广东省列入“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出口品牌企业参加由商务部或省组织的境外市场开拓活动、“高交会”的摊位费给予补贴。选择广东省有优势的传统出口产品，通过引进技术和消化创新，提高加工设备、生产工艺等技术水平，提升产品技术和知识产权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成熟工业化技术出口带动广东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到境外建立研发机构。
七、努力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
（二十五）健全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政策法规及体制机制。加快《广东省专利条例》和《广东省标准化条例》的立法，制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发明专利申请资助、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商标保护等工作机制。逐步建立重点行业、重点技术领域和出口产品的预警机制，建立主要出口产品、支柱产业技术贸易壁垒风险预警系统，开展重点国家和地区技术贸易壁垒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
（二十六）鼓励创造知识产权和参与研制技术标准。鼓励发明创造，企事业单位依法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金，企业可计入成本、事业单位可从事业费中列支。引导企业注册、使用自有商标，重点扶持科技型企业申报认定省著名商标和创立驰名商标，以商标带动企业发展。继续推动产业集群和试点地区创建区域品牌。支持企业和相关单位研制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支持以企业为主体，联合行业协会、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共同承担国家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专业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工作组（WG）秘书处工作。加强社会领域的技术标准研制工作。
（二十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广东省行业、区域建立保护联盟，形成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积极鼓励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产品在出口时申请地理标志保护和原产国标记保护，增强自主创新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组织专项行动，集中力量侦破涉及侵犯注册商标、专利、版权以及商业秘密等大要案件，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二十八）加强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鼓励建立以专利技术为主要交易对象的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发展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机构，加强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管理和引导。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提高广东省知识产权信息利用的技术和水平。建立公共检测技术平台，加快建立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环境保护检测体系和计量基标准体系等公共检测技术体系，鼓励和支持建设国家级检测机构和实验室。
八、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二十九）加大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的投入。从2006年起，省财政每年投入不少于1亿元设立广东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2007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财政专项资金增加到2亿元，从2008年至2010年每年投入不少于2亿元。重点吸引国家“863”和“973”等重大项目到广东省落户和产业化，获得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基地，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培育和形成若干战略创新产业。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研究部署产学研合作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合作中的问题。鼓励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鼓励、引导创业投资投入到省部产学研合作，形成多渠道投融资机制。
（三十）大力支持产学研联合体承担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的产学研联合体，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运行机制。优先支持在重点产业中由产学研合作组建的技术平台。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或企业联合建设研究开发机构、科技研发机构、博士后工作站。支持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设一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行业性技术创新平台，支持产学研联合建设科技信息平台、技术标准与检测服务平台、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等基础条件平台。加快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产学研联合、以重点产业为主导的行业性产学研联合。推进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建设，扶持一批影响大、辐射面广、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对企业、行业协会和高等学校共同建设、培育并达到较高水平的产学研基地，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和奖励。由高等学校承担的科技计划项目，企业参与联合投入的，允许双方按出资比例，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共享创新成果所有权。
（三十一）实行联合招标和攻关。省科技行政部门要会同省有关部门围绕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共同编制并定期发布《广东省应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目录》。继续推进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工作，实行项目招标、投标制和监理制，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围绕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关键技术与重要产品，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突破一批重点领域核心技术，获取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继续组织推进粤港联合招标，发挥两地优势，促进两地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紧密合作。
九、加强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
（三十二）推动科技园区加强创新设施建设。省安排专项计划和资金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大学科技园、软件园等科技园建设创新平台、信息平台、企业孵化器等服务机构，为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促进科技园区成为高新技术孵化基地、特色产业集群和产学研合作示范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设立留学生创业园。组建广东高新区科技顾问专家委员会，为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三十三）加快区域产业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围绕广东省支柱产业和战略创新产业的发展需要，建设一批达到国家一流水平的产业公共科技创新平台。扶持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广州、深圳、珠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广东软件研发基地，深圳南方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等做强做大。积极建设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东莞电子工业研究院、佛山精密制造研究院、南海数字媒体技术研究院、顺德家电研究院、江门精细化工研究院。
（三十四）继续建设国家和省级各类实验室。鼓励广东省大企业、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采取产学研合作方式建设国家工程实验室。进一步加大对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鼓励和推动省重点实验室建成国家级实验室。对运行较好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室，在运行经费或购置大型科研仪器等方面给予补贴。依托具有较强研究开发和技术辐射能力的转制科研机构或大企业，集成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力量，在重点领域建设一批省级工程实验室，开展面向行业的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引导和鼓励其参与区域产业公共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加强广东省公共实验室建设，主要承担国家、省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原则和要求，进一步明确省级公共实验室的功能定位，并给予相应财政扶持。
（三十五）加大对公益类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公益类科研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对已实行分类改革的省属公益类科研机构，经验收合格后，按照重新核定的非营利科研编制，从2007年起提高对其投入力度，达到与其承担科研任务和公益服务相适应的水平。
（三十六）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开放共享机制。按照“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通过政策、资金引导和市场化运作，激励现有科技条件资源开放共享，建设一批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以及面向行业的共性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等，逐步形成广东省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平台网络。有条件的工程技术开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实验室、重点科研基地等各类国家、省级技术研发平台，应向社会和行业开放，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效能。建立和完善省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向社会开放共享的制度，把面向企业和社会提供服务作为考核其运行绩效的重要指标。省直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对开放式、专业化、共性研发平台的支持方式和补贴政策。大力支持专业镇建设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共性服务的技术创新中心。
十、培养和引进自主创新人才
（三十七）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着力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加大省财政科技经费对自主创新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项目的资金扶持力度。在科技计划项目评审、验收、重点实验室评审、科研基地建设综合绩效评估中，把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考评指标。完善国际合作、岗位实践、在职进修、交流和挂职等多种途径的培训制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联合申请建立硕士、博士培养点。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要支持科技人员以借用、聘用或兼职等方式到企业从事研究开发工作，或离岗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及中介机构。努力引进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世界领先技术的创新型人才。鼓励境外创新型人才通过项目合作、兼职、考察讲学、学术休假、担任业务顾问等多种形式为广东服务。引导企业以高薪或股份等多种形式，积极吸引各类创新人才到企业工作。
（三十八）改革和完善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分类推进专业技术职务改革，全面实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科研事业单位可以自主设立各级创新岗位，自主聘用。实行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人员使用与项目、课题相结合的制度。除涉密岗位外，推行关键岗位和科研项目负责人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制度。对科研机构的新进人员可实行人事代理制度。鼓励科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科技人员向企业流动的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办法。按照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要求，改革和规范科研单位工资分配制度，建立以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为主要内容的收入分配制度，禁止违反规定将政府科研项目经费用于分配。
（三十九）建立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激励和考核机制。设立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每年奖励人数不超过2名，每名奖励200万元，其中50万元奖励个人，150万元用于资助获奖者主持的自主创新活动，获奖者享受省级劳动模范待遇。引进创新型人才的薪酬、福利，由用人单位根据其专业水平与本人协商，从优确定。通过项目公开招标聘用海外创新型人才在海外为广东省企事业单位进行项目研发的，可以由我方单位根据签订的合同将报酬用外汇直接汇入其个人账户。鼓励企业从其净资产增值部分中提取股份，以红股或股份期权的形式奖励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所有人及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有重大贡献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创新型人才可以其专利、发明、技术、管理、资金等要素投资入股并参与分配，分配比例由受益单位与本人协商确定。鼓励试行年薪制，实现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对聘请海外创新型人才担任国有企业高级技术、管理职务的，可以参照对国内人员实施期权激励的办法进行奖励。在每两年一次的市、县党政领导推动科技进步实绩考核中，强化对科技人才工作的考核，把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作为实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十一、不断优化自主创新环境
（四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育一批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重点学科体系。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制改革，建立符合推动科技发展要求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能力。
（四十一）积极发展科普事业。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建设创新文化，形成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科技下乡等科普活动，提高农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城镇社区为依托，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提高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举办讲座、报告会等科普活动，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建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定期向公众开放制度。建立协调机制，实现科普资源的有效共享。切实加强科普场馆与设施建设。
（四十二）保护创新者和改革者的积极性。公检法部门要慎重对待体制改革和自主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对总体上符合中央、省委的精神和改革方向，没有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没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不轻易立案。对改革创新工作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免于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1）改革创新方案制定和实施程序符合有关规定；（2）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3）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十三）推动自主创新区域与国际合作。健全区域创新资源合作交流机制。联合港澳建设区域性国际科技合作创新中心，重点建设粤港澳工业设计公共平台。加强粤港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共同开展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联合行动。认真履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和《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十一五”专项规划》。加强与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工作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泛珠三角技术标准和商标品牌的合作。积极推进广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各种科技合作。
（四十四）建立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统筹机制。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的重大问题。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研究提出广东省年度和中长期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通报和交流各部门组织实施的有关情况。充分发挥省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省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联席会议等机构在推进自主创新中的决策咨询和组织实施功能。发挥广东省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的作用，研究战时科技和装备动员需求，建立军用、民用自主创新信息平台，促进军用、民用技术研究开发需求的互通交流和创新成果的双向转移。
（四十五）上述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地、各部门要依据本文件要求制定相关的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