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禁止与境外炒汇公司签定合作协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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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与境外炒汇公司签定合作协议的通知
关于禁止与境外炒汇公司签定合作协议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厦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
据悉，目前活跃在国内的境外非法炒汇公司，意欲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代办客户外汇买卖，利用国内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合法地位，使其非法的地下炒汇活动公开化、合法化。他们的通常做法是：利用客户缺乏外汇市场风险知识和图暴利的思想，以虚盘买卖吸引追求高风险、高利
润的客户，从事外汇投机性交易。并拟采取分予国内金融机构相当的股份、利润、提供客源、设施等优惠条件，有计划地控制交易全程及结算，运用其经纪人的技巧，在代客和自营外汇买卖中赚取利润。
为防止国内金融机构声誉受到损害，防止外汇流失，维护国内金融机构正常的经营秩序，我局要求国内各金融机构一律不得与境外炒汇公司签定有关的合作协议，如已签约，须立即解除并中止一切有关的接触。请各银行总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总公司对所辖分支机构进行一次检查，如
发现上述情况，要及时果断处理。
特此通知。
1994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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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经济发展三阶段及其法律保护体系
漆多俊
一、市场的缺陷与国家调节的救济
市场本指商品交换的场所，也代表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有商品交换便存在市场。人类早期社会，商品交换关系较简单，市场不发达，各个地方市场互相隔离，为自然经济社会。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商品交换迅速发达起来，商品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从而进入商品经济社会。这时的市场相应地也日益发达，人们把这时候的商品经济又称为市场经济（注：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言，主要是从生产目的是否为了交换以及交换是否按价值尺度进行这一角度划分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主要是从调节机制模式角度划分的。发达的、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即为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已成为人们各种经济活动的枢纽环节，连接着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用以交换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不仅原已存在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些传统商品市场更加繁荣，还陆续出现了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并且，这各类市场互相关联，有机结合。从地域来说，在一国（或一大地区）范围内，打破了割裂封闭状态，各地方市场互相沟通交流，逐渐形成统一的全国（或大地区）大市场体系。各地方、各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自由出入这个统一的市场，进行各种商品交换，并开展自由竞争。这就使市场具有了统一性和开放性。
在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上，广大生产经营者自由和充分的竞争，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从微观上调节各生产经营者个体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能够在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上调节资源的配置和资本的流向，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价值规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内在机制，因此又称为市场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内部何以能够维持大致协调的各种结构比例关系，并能从总体上维持比较稳定的运行？原来正是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当时的国家一般不介入经济生活，国家调节职能不发达，社会经济基本上全靠市场这一调节机制；而它在事实上也足以有效地进行调节。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它是万能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第一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情形。
但是，市场也有其缺陷。市场机制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调节作用，而常常发生“市场失灵”现象。市场的缺陷主要是由于两种原因造成：一是市场功能上固有的缺陷，或者说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局限性；二是市场障碍。这种市场障碍是同市场相伴生的，只要有市场存在，便总会发生这种障碍，虽可设法防止和排除其危害，但不可能完全杜绝。因此它们的存在也是市场固有的一种缺陷。
所谓市场功能上的缺陷或局限性，主要有两个方面表现：其一，任何时候总会存在一些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接受市场调节的领域。例如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营运，社会公益事业，涉及国防安全、治安和社会公德而予以禁止或限制生产和流通的产品等等便如此。其二，市场调节功能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及时调整其生产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上供求严重失调才作出反映。这使得社会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甚至发生周期性危机。
所谓市场障碍，即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它主要是指竞争秩序问题。竞争本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同市场相伴生，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资源配置和资本流动就会呆滞，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限制竞争；二是不正当竞争。限制他人竞争，使自己谋取和维持对商品价格和市场的操纵地位，便能赚得超额利润；其他经营者则大批亏损。采取其他不正当方式和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也使他们获取非法高额利润。限制竞争导致竞争不足；不正当竞争是为竞争过当。两者都是竞争无序的表现。这些无序竞争的结果，使得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价值规律被扭曲。从微观上说，造成各经营者和消费者个体间利益关系不公平；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如果上述现象普遍和严重时，则妨害市场调节机制对整个社会经济作用的发挥，以致引发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失衡，运行阻滞。
上述各种市场缺陷从有了市场开始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直至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此种危害主要局限于某种微观经济领域，尚不至于妨害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市场机制从总体上看仍能较为有效地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发展到19世纪末期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市场缺陷逐渐严重显露，终于影响到市场机制从总体上对社会经济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出现了“市场失灵”现象。而此前，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需要具备一定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后的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形成。
除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外的其他不正当竞争，原来其危害基本上限于微观经济的领域，生产日益社会化以后，不正当竞争手段日益增多，危害增大。它们并被垄断组织广泛运用。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同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相配合，推波助澜，共同成为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严重障碍。
上述各种因素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上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思考对策，寻求其他补救措施。有什么办法和力量能够排除市场障碍并弥补市场功能上的缺陷呢？人们想到了在社会上最具权威、最有力量的国家机器，只有国家堪当此任。但此前的国家是不怎么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奉行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如今为国家和社会总体利益，不能不介入社会经济。
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是一种国家调节作用。它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采取的救济措施。由于市场缺陷包括市场障碍和市场功能上的局限性两个方面，所以国家调节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措施便是：（一）针对市场障碍，国家通过反对垄断和限制竞争及对其他不正当竞争予以排除，让市场调节能够充分恢复其作用。（二）针对市场机制作用领域的局限性，国家通过调整或安排国家直接投资经营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三）针对市场机制作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国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和信息，并根据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凭藉手中所握有的政策手段和工具，对社会经济实行总体规划、指导、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后面这种作法后来日益发达，形成了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对于社会经济的国家调节的基本方式和作法，均不外乎以上三种，即：国家反对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调节的出现及其作用是对市场缺陷的救济。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仍然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必须同市场调节密切配合。现代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特点和类型上有所不同，有的国家调节的范围和力度稍大些，有的稍小些。但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便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并且必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否则便不是现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自其形成至今已经历两个阶段：19世纪末以前，市场上经营者自由而充分地进行竞争，市场机制充分和有效地发挥作用，它是当时社会经济唯一的基本调节机制。这是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19世纪末以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开始有了两种调节机制。市场经济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人们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其实最好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因为当代的市场又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新的调节机制正在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法律体系的演变与经济法的兴起
作为市场缺陷一种救济的国家调节机制的发达，标志着国家职能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国家担负起调节社会经济的重要职能。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及其以前，传统国家职能及政治统治为中心，包括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政治势力的反抗及对外侵略或抵御侵略两个方面。虽然也必然要进行一些经济管理活动，但它们从属于前两方面职能，并且主要是民事或行政性质的管理。有时也发生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管理活动，具有某种调节经济的意义，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调节。因为那种“调节”还不是经常性的国家职能活动。那时在一国范围内并未形成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其实行统一调节。19世纪末以后，由于生产社会化，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垄断形成以后，国家调节机制应运而生，国家调节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职能日益发达起来。开始时，有些国家主要是通过反垄断和限制竞争以排除市场障碍，让市场机制恢复其有效的调节作用；以后，国家进而采取更多的调节方式和手段，扩大调节范围，包括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以及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调节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保障，否则又会引起“政府失灵”现象。为此各国制定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法律。美国率先颁布和实施了反垄断法。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涌现大批关于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立法，他们把这些法律定名为经济法。此后，经济法在各国（包括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不仅立法数量多，内容也更加广泛，体系逐渐完备。
这类法律突破了历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与确保个体自由、维护个体权益的传统民法显著不同。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务是保障国家调节，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维护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利益。它所调整的是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国家（它的代表者）为一方主体，是一种国家调节与被调节、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不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经济法同行政法也明显不同。行政法规范国家行政行为，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法一般并不影响或不注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不以特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其最终目的。行政法也涉及某些经济领域，但它仍然主要是关于这些领域的治安、社会或其他行政管理，而不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这种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总之，经济法是同以往各种法律部门性质不同的新型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适应国家调节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它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由于国家调节采取了三种基本方式，所以经济法体系包含三种基本法律，即：（一）为保障国家以强制方式排除市场障碍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市场障碍排除法，它包括反垄断和限制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其他有关市场障碍排除的法律规定；（二）为保障国家以直接参与方式投资经营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国家投资经营法，它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含国家控股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投资经营的法律；（三）为保障国家以促导方式实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宏观调控法，它包括计划法、各种经济政策法以及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规定。
以上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方面法律在各国的发展和完备程度是不平衡的，它们在各国家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反垄断法为主的市场障碍排除法长期居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国家投资经营法。但后来都发生了变化；20世纪末期，各国的宏观调控法迅速发达，正在逐渐上升为各国经济法体系的主导和核心地位。
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规范和法律部门，它的出现和发展，引起了原有法体系的变化；一方面，法的体系大家庭中诞生了新成员，需要确立其地位，界定其功能和任务；同时需要明确它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引起其他部门法特别是民法和行政法作出某些相应的调整，以同经济法相协调和配合。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性法律，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但是，它对于市场固有的各种缺陷却往往无能为力。例如，对于垄断和限制竞争，依据民法便难以排除；甚至可以说垄断和限制竞争正是利用了民法的自由原则，披上了合法外衣而更加泛滥。至于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局限性、被动性和滞后性，民法更完全无法解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民法的局限性逐步暴露，于是自身作了一些调整，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例如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契约神圣和契约自由原则作了修正，此外还对所有权的绝对性作了必要限制，增加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等。
行政法对于市场缺陷虽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仅凭行政措施毕竟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它还往往排斥市场机制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社会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有时甚至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管理经济的方式及其后果足以表明这一点。
以上情况说明，自19世纪以来，原有法的体系的自身调整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市场缺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能满足市场和调节机制变化后的要求。法的体系中必然要产生新的法律部门，这就是经济法。
法的体系也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活动和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和种类逐渐扩大，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也逐渐增多，法的体系越来越发达。人类早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比较单调，社会关系不甚复杂；加之那时候国家职能活动始终紧紧围绕维护政权这个中心，所以那时的法律体系也不甚发达，尚未区分各种不同的部门法，而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的体系才逐渐分立出各种不同的法律部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而言，民法首先同刑法分离而独立，然后才是经济法的出现。可见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适应国家职能发展的要求，而且也符合法的体系演变规律。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
州府办发〔2008〕23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已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决策行为，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保证决策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及县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事项决策（以下简称政府重大决策），适用本规定。
需经上级政府批准或同级党委、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行政事项，按程序报送审议决定。
州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重大决策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政府重大决策包括以下事项：
（一）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
（二）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制定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
（三）编制财政预决算、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四）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专业规划；
（五）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与调整、需长期采取的重大交通管制措施；
（六）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立项审批、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处置方面的重大事项；
（七）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或调整，产业区域布局的规划或调整；
（八）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措施；
（九）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和征用补偿安置、土地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重大措施；
（十）其他关系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需由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
第四条 政府行政首长和分管领导对一般行政事项决策，可以不通过政府全体会议、政府常务会议议决程序。但应当按照科学、效率、合法、公平原则，参照本规定有关要求，择优决策，其决策内容应当向其他有关政府领导通报。
人事任免、行政问责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不适用本规定。
第五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科学决策原则。尊重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的方式，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合，使决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二）民主决策原则。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做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依法决策原则。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第六条 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兼顾公民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七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媒体等方式依法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除外。
第二章 决策形式
第八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经过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替代会议议决。需提交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按政府全体会议的要求进行。
经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由行政首长或其办公会议、行政首长委托的分管领导对重大行政事项作出决策的，应当事后向政府全体会议或政府常务会议通报。
第九条 政府行政首长代表本级政府对重大行政事项行使决策权。
政府分管领导、政府秘书长（政府办公室主任）协助行政首长决策。
第十条 下一级政府，本级政府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及其他有关单位（以下简称决策承办单位）负责承办本级政府重大决策的调研、方案起草和论证等前期工作。
决策承办单位可以委托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有相应能力的组织完成专业性工作。
第十一条 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安排政府重大决策活动，并提供综合服务。
政府重大决策在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前，决策承办单位应及时报送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当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咨询等有关服务。
第三章 方案准备
第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深入开展决策调研工作，全面、准确掌握决策所需的有关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形成决策调研报告。
第十三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提供科学、全面、务实的决策备选方案。对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的问题或者存在争议经协商仍达不成一致意见的事项，应当根据公众、专家或部门的不同主张拟订两个以上决策备选方案。
拟订决策备选方案时应当进行风险预测，力求做到决策目标的科学性、明确性、务实性和完整性。
决策承办单位拟订决策备选方案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所采集的信息失真或者过时；
（二）遗漏必要的信息；
（三）隐瞒、歪曲真实情况；
（四）泄露需要保密的信息。
第十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决策备选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合法性进行充分论证。涉及资源配置的决策，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其结果可以量化的应当量化。
第十五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评审组对决策备选方案进行评审，形成综合评审意见。
第十六条 专家评审组应当由3名以上在全省或全州专业领域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组成。
参加评审的专家享有知情权、独立表达意见权、取得服务报酬权和其他权利。
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遵守工作规则，作出严谨的评审结论，并对确认的评审意见负责。
第十七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公开征询社会公众意见。对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采用报刊、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介公布或者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社会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备选方案的意见，并将意见及采纳情况形成报告。
举行公开听证的，应当按照《黔西南州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审议决定
第十八条 决策备选方案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前，应当报经分管领导审核同意。
第十九条 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政府重大决策议题，由行政首长确定。
已确定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议题，需要提交政府全体会议审议的，由行政首长决定。
第二十条 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决策事项，应当报送以下资料：
（一）决策备选方案及说明；
（二）风险预测报告；
（三）专家评审组综合评审意见；
（四）有关机关和社会公众意见的综合资料；
（五）省内外有相同或相似项目的，应当报送有关资料；
（六）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特别是禁止性规定以及合法性审查报告；
（七）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应当同时报送分析报告。
对送审资料，应当按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规定的资料报送时间和要求报送政府办公室。
第二十一条 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政府重大决策方案，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到会方可举行；
（二）决策承办单位向会议作决策方案说明，回答会议组成人员的询问；
（三）决策事项的分管领导重点阐述意见，并提出决策建议。因故不能到会的，书面提出决策建议；
（四）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应当发表意见；
（五）行政首长在组成人员讨论之前不发表倾向性意见。
第二十二条 行政首长可以对审议的事项作出同意、不同意、修改、搁置及再次审议的决定。
作出同意决定的，由行政首长或其授权的分管领导签发；作出不同意决定的，决策方案不得实施；作出修改决定的，属文字性修改的，由行政首长或其授权的分管领导签发，属重大原则或实质内容修改的，应按程序重新审议；作出搁置决定的，超过一年期限，审议方案自动废止；作出再次审议决定的，应按程序重新审议。
第二十三条 行政首长一般应当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行政首长也可以根据少数人的意见或综合判断作出决定，但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政府办公室应当做好政府重大决策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决策会议举行的时间、地点、主持人、出席人员、缺席人员、列席单位及人员、特邀专家、记录人员等基本情况；
（二）决策事项以及主要问题；
（三）审议过程及会议组成人员的意见和表态；
（四）其他参会人员的意见；
（五）主要分歧意见；
（六）行政首长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政府办公室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形成政府重大决策档案。
政府重大决策档案，包括政府重大决策会议纪要、会议专项记录、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报送材料，以及决策执行过程中涉及执行评估、督促检查、公众监督和反馈修正等有关材料。
第二十六条 参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会议纪律，对会议未定和决定不对外公开的事项以及会议讨论情况，不得对外泄露。
第五章决策执行
第二十七条 政府办公室应当对政府重大决策进行工作任务和责任分解，明确执行机构和工作要求。
涉及跨分管工作范围的，原则上由一位分管领导负责，有关领导配合。
第二十八条 有关执行机构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全面、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政府重大决策，不得拒不执行、不完全执行、变相执行、推诿执行、拖延执行。
因不可抗力或政府重大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决策目标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的，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行政首长或分管领导报告。
第二十九条 决策执行机构应当进行执行跟踪评估，并将评估结论报告决策机关。
第三十条 政府办公室负责政府重大决策执行的检查、督办、考核、跟踪评估等工作，建立跟踪评估制度，并及时向政府报告，确保决策方案的正确施行。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停止执行或修正的，可以向决策机关或决策执行机构提出质疑或建议。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依法对政府重大决策及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 决策执行机构应当将政府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及时向决策机关报告。
决策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政府重大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决策目标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的，应当向决策机关提出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决策的建议。
决策机关可以根据执行机构提出的建议或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提出的建议，参照本规定第四章规定的程序作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决策方案的决定。出现紧急情况的，行政首长可以直接作出决定，但必须记录在案。
第三十三条 决策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政府重大决策决定的，决策机关和决策执行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
第六章责任追究
第三十四条 决策机关违反本规定，导致政府重大决策失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黔西南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决策承办单位违反本规定，导致决策机关决策失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黔西南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决策执行机构违反本规定，导致政府重大决策不能全面、及时、正确实施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黔西南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 受委托的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组织，不履行合同约定，或者在政府重大决策过程中违反工作规则，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机关应依法解除合同，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配套办法。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漆多俊
一、市场的缺陷与国家调节的救济
市场本指商品交换的场所，也代表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有商品交换便存在市场。人类早期社会，商品交换关系较简单，市场不发达，各个地方市场互相隔离，为自然经济社会。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商品交换迅速发达起来，商品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从而进入商品经济社会。这时的市场相应地也日益发达，人们把这时候的商品经济又称为市场经济（注：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言，主要是从生产目的是否为了交换以及交换是否按价值尺度进行这一角度划分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主要是从调节机制模式角度划分的。发达的、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即为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已成为人们各种经济活动的枢纽环节，连接着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用以交换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不仅原已存在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些传统商品市场更加繁荣，还陆续出现了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并且，这各类市场互相关联，有机结合。从地域来说，在一国（或一大地区）范围内，打破了割裂封闭状态，各地方市场互相沟通交流，逐渐形成统一的全国（或大地区）大市场体系。各地方、各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自由出入这个统一的市场，进行各种商品交换，并开展自由竞争。这就使市场具有了统一性和开放性。
在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上，广大生产经营者自由和充分的竞争，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从微观上调节各生产经营者个体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能够在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上调节资源的配置和资本的流向，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价值规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内在机制，因此又称为市场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内部何以能够维持大致协调的各种结构比例关系，并能从总体上维持比较稳定的运行？原来正是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当时的国家一般不介入经济生活，国家调节职能不发达，社会经济基本上全靠市场这一调节机制；而它在事实上也足以有效地进行调节。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它是万能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第一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情形。
但是，市场也有其缺陷。市场机制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调节作用，而常常发生“市场失灵”现象。市场的缺陷主要是由于两种原因造成：一是市场功能上固有的缺陷，或者说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局限性；二是市场障碍。这种市场障碍是同市场相伴生的，只要有市场存在，便总会发生这种障碍，虽可设法防止和排除其危害，但不可能完全杜绝。因此它们的存在也是市场固有的一种缺陷。
所谓市场功能上的缺陷或局限性，主要有两个方面表现：其一，任何时候总会存在一些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接受市场调节的领域。例如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营运，社会公益事业，涉及国防安全、治安和社会公德而予以禁止或限制生产和流通的产品等等便如此。其二，市场调节功能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及时调整其生产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上供求严重失调才作出反映。这使得社会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甚至发生周期性危机。
所谓市场障碍，即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它主要是指竞争秩序问题。竞争本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同市场相伴生，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资源配置和资本流动就会呆滞，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限制竞争；二是不正当竞争。限制他人竞争，使自己谋取和维持对商品价格和市场的操纵地位，便能赚得超额利润；其他经营者则大批亏损。采取其他不正当方式和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也使他们获取非法高额利润。限制竞争导致竞争不足；不正当竞争是为竞争过当。两者都是竞争无序的表现。这些无序竞争的结果，使得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价值规律被扭曲。从微观上说，造成各经营者和消费者个体间利益关系不公平；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如果上述现象普遍和严重时，则妨害市场调节机制对整个社会经济作用的发挥，以致引发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失衡，运行阻滞。
上述各种市场缺陷从有了市场开始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直至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此种危害主要局限于某种微观经济领域，尚不至于妨害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市场机制从总体上看仍能较为有效地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发展到19世纪末期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市场缺陷逐渐严重显露，终于影响到市场机制从总体上对社会经济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出现了“市场失灵”现象。而此前，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需要具备一定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后的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形成。
除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外的其他不正当竞争，原来其危害基本上限于微观经济的领域，生产日益社会化以后，不正当竞争手段日益增多，危害增大。它们并被垄断组织广泛运用。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同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相配合，推波助澜，共同成为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严重障碍。
上述各种因素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上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思考对策，寻求其他补救措施。有什么办法和力量能够排除市场障碍并弥补市场功能上的缺陷呢？人们想到了在社会上最具权威、最有力量的国家机器，只有国家堪当此任。但此前的国家是不怎么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奉行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如今为国家和社会总体利益，不能不介入社会经济。
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是一种国家调节作用。它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采取的救济措施。由于市场缺陷包括市场障碍和市场功能上的局限性两个方面，所以国家调节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措施便是：（一）针对市场障碍，国家通过反对垄断和限制竞争及对其他不正当竞争予以排除，让市场调节能够充分恢复其作用。（二）针对市场机制作用领域的局限性，国家通过调整或安排国家直接投资经营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三）针对市场机制作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国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和信息，并根据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凭藉手中所握有的政策手段和工具，对社会经济实行总体规划、指导、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后面这种作法后来日益发达，形成了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对于社会经济的国家调节的基本方式和作法，均不外乎以上三种，即：国家反对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调节的出现及其作用是对市场缺陷的救济。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仍然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必须同市场调节密切配合。现代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特点和类型上有所不同，有的国家调节的范围和力度稍大些，有的稍小些。但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便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并且必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否则便不是现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自其形成至今已经历两个阶段：19世纪末以前，市场上经营者自由而充分地进行竞争，市场机制充分和有效地发挥作用，它是当时社会经济唯一的基本调节机制。这是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19世纪末以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开始有了两种调节机制。市场经济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人们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其实最好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因为当代的市场又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新的调节机制正在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法律体系的演变与经济法的兴起
作为市场缺陷一种救济的国家调节机制的发达，标志着国家职能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国家担负起调节社会经济的重要职能。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及其以前，传统国家职能及政治统治为中心，包括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政治势力的反抗及对外侵略或抵御侵略两个方面。虽然也必然要进行一些经济管理活动，但它们从属于前两方面职能，并且主要是民事或行政性质的管理。有时也发生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管理活动，具有某种调节经济的意义，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调节。因为那种“调节”还不是经常性的国家职能活动。那时在一国范围内并未形成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其实行统一调节。19世纪末以后，由于生产社会化，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垄断形成以后，国家调节机制应运而生，国家调节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职能日益发达起来。开始时，有些国家主要是通过反垄断和限制竞争以排除市场障碍，让市场机制恢复其有效的调节作用；以后，国家进而采取更多的调节方式和手段，扩大调节范围，包括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以及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调节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保障，否则又会引起“政府失灵”现象。为此各国制定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法律。美国率先颁布和实施了反垄断法。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涌现大批关于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立法，他们把这些法律定名为经济法。此后，经济法在各国（包括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不仅立法数量多，内容也更加广泛，体系逐渐完备。
这类法律突破了历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与确保个体自由、维护个体权益的传统民法显著不同。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务是保障国家调节，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维护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利益。它所调整的是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国家（它的代表者）为一方主体，是一种国家调节与被调节、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不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经济法同行政法也明显不同。行政法规范国家行政行为，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法一般并不影响或不注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不以特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其最终目的。行政法也涉及某些经济领域，但它仍然主要是关于这些领域的治安、社会或其他行政管理，而不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这种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总之，经济法是同以往各种法律部门性质不同的新型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适应国家调节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它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由于国家调节采取了三种基本方式，所以经济法体系包含三种基本法律，即：（一）为保障国家以强制方式排除市场障碍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市场障碍排除法，它包括反垄断和限制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其他有关市场障碍排除的法律规定；（二）为保障国家以直接参与方式投资经营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国家投资经营法，它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含国家控股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投资经营的法律；（三）为保障国家以促导方式实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宏观调控法，它包括计划法、各种经济政策法以及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规定。
以上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方面法律在各国的发展和完备程度是不平衡的，它们在各国家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反垄断法为主的市场障碍排除法长期居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国家投资经营法。但后来都发生了变化；20世纪末期，各国的宏观调控法迅速发达，正在逐渐上升为各国经济法体系的主导和核心地位。
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规范和法律部门，它的出现和发展，引起了原有法体系的变化；一方面，法的体系大家庭中诞生了新成员，需要确立其地位，界定其功能和任务；同时需要明确它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引起其他部门法特别是民法和行政法作出某些相应的调整，以同经济法相协调和配合。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性法律，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但是，它对于市场固有的各种缺陷却往往无能为力。例如，对于垄断和限制竞争，依据民法便难以排除；甚至可以说垄断和限制竞争正是利用了民法的自由原则，披上了合法外衣而更加泛滥。至于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局限性、被动性和滞后性，民法更完全无法解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民法的局限性逐步暴露，于是自身作了一些调整，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例如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契约神圣和契约自由原则作了修正，此外还对所有权的绝对性作了必要限制，增加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等。
行政法对于市场缺陷虽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仅凭行政措施毕竟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它还往往排斥市场机制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社会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有时甚至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管理经济的方式及其后果足以表明这一点。
以上情况说明，自19世纪以来，原有法的体系的自身调整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市场缺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能满足市场和调节机制变化后的要求。法的体系中必然要产生新的法律部门，这就是经济法。
法的体系也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活动和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和种类逐渐扩大，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也逐渐增多，法的体系越来越发达。人类早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比较单调，社会关系不甚复杂；加之那时候国家职能活动始终紧紧围绕维护政权这个中心，所以那时的法律体系也不甚发达，尚未区分各种不同的部门法，而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的体系才逐渐分立出各种不同的法律部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而言，民法首先同刑法分离而独立，然后才是经济法的出现。可见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适应国家职能发展的要求，而且也符合法的体系演变规律。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
州府办发〔2008〕23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已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决策行为，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保证决策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及县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事项决策（以下简称政府重大决策），适用本规定。
需经上级政府批准或同级党委、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行政事项，按程序报送审议决定。
州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重大决策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政府重大决策包括以下事项：
（一）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
（二）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制定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
（三）编制财政预决算、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四）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专业规划；
（五）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与调整、需长期采取的重大交通管制措施；
（六）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立项审批、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处置方面的重大事项；
（七）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或调整，产业区域布局的规划或调整；
（八）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措施；
（九）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和征用补偿安置、土地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重大措施；
（十）其他关系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需由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
第四条 政府行政首长和分管领导对一般行政事项决策，可以不通过政府全体会议、政府常务会议议决程序。但应当按照科学、效率、合法、公平原则，参照本规定有关要求，择优决策，其决策内容应当向其他有关政府领导通报。
人事任免、行政问责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不适用本规定。
第五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科学决策原则。尊重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的方式，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合，使决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二）民主决策原则。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做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依法决策原则。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第六条 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兼顾公民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七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媒体等方式依法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除外。
第二章 决策形式
第八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经过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替代会议议决。需提交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按政府全体会议的要求进行。
经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由行政首长或其办公会议、行政首长委托的分管领导对重大行政事项作出决策的，应当事后向政府全体会议或政府常务会议通报。
第九条 政府行政首长代表本级政府对重大行政事项行使决策权。
政府分管领导、政府秘书长（政府办公室主任）协助行政首长决策。
第十条 下一级政府，本级政府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及其他有关单位（以下简称决策承办单位）负责承办本级政府重大决策的调研、方案起草和论证等前期工作。
决策承办单位可以委托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有相应能力的组织完成专业性工作。
第十一条 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安排政府重大决策活动，并提供综合服务。
政府重大决策在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前，决策承办单位应及时报送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当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咨询等有关服务。
第三章 方案准备
第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深入开展决策调研工作，全面、准确掌握决策所需的有关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形成决策调研报告。
第十三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提供科学、全面、务实的决策备选方案。对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的问题或者存在争议经协商仍达不成一致意见的事项，应当根据公众、专家或部门的不同主张拟订两个以上决策备选方案。
拟订决策备选方案时应当进行风险预测，力求做到决策目标的科学性、明确性、务实性和完整性。
决策承办单位拟订决策备选方案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所采集的信息失真或者过时；
（二）遗漏必要的信息；
（三）隐瞒、歪曲真实情况；
（四）泄露需要保密的信息。
第十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决策备选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合法性进行充分论证。涉及资源配置的决策，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其结果可以量化的应当量化。
第十五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评审组对决策备选方案进行评审，形成综合评审意见。
第十六条 专家评审组应当由3名以上在全省或全州专业领域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组成。
参加评审的专家享有知情权、独立表达意见权、取得服务报酬权和其他权利。
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遵守工作规则，作出严谨的评审结论，并对确认的评审意见负责。
第十七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公开征询社会公众意见。对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采用报刊、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介公布或者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社会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备选方案的意见，并将意见及采纳情况形成报告。
举行公开听证的，应当按照《黔西南州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审议决定
第十八条 决策备选方案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前，应当报经分管领导审核同意。
第十九条 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政府重大决策议题，由行政首长确定。
已确定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议题，需要提交政府全体会议审议的，由行政首长决定。
第二十条 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决策事项，应当报送以下资料：
（一）决策备选方案及说明；
（二）风险预测报告；
（三）专家评审组综合评审意见；
（四）有关机关和社会公众意见的综合资料；
（五）省内外有相同或相似项目的，应当报送有关资料；
（六）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特别是禁止性规定以及合法性审查报告；
（七）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应当同时报送分析报告。
对送审资料，应当按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规定的资料报送时间和要求报送政府办公室。
第二十一条 政府全体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政府重大决策方案，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到会方可举行；
（二）决策承办单位向会议作决策方案说明，回答会议组成人员的询问；
（三）决策事项的分管领导重点阐述意见，并提出决策建议。因故不能到会的，书面提出决策建议；
（四）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应当发表意见；
（五）行政首长在组成人员讨论之前不发表倾向性意见。
第二十二条 行政首长可以对审议的事项作出同意、不同意、修改、搁置及再次审议的决定。
作出同意决定的，由行政首长或其授权的分管领导签发；作出不同意决定的，决策方案不得实施；作出修改决定的，属文字性修改的，由行政首长或其授权的分管领导签发，属重大原则或实质内容修改的，应按程序重新审议；作出搁置决定的，超过一年期限，审议方案自动废止；作出再次审议决定的，应按程序重新审议。
第二十三条 行政首长一般应当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行政首长也可以根据少数人的意见或综合判断作出决定，但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政府办公室应当做好政府重大决策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决策会议举行的时间、地点、主持人、出席人员、缺席人员、列席单位及人员、特邀专家、记录人员等基本情况；
（二）决策事项以及主要问题；
（三）审议过程及会议组成人员的意见和表态；
（四）其他参会人员的意见；
（五）主要分歧意见；
（六）行政首长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政府办公室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形成政府重大决策档案。
政府重大决策档案，包括政府重大决策会议纪要、会议专项记录、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报送材料，以及决策执行过程中涉及执行评估、督促检查、公众监督和反馈修正等有关材料。
第二十六条 参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会议纪律，对会议未定和决定不对外公开的事项以及会议讨论情况，不得对外泄露。
第五章决策执行
第二十七条 政府办公室应当对政府重大决策进行工作任务和责任分解，明确执行机构和工作要求。
涉及跨分管工作范围的，原则上由一位分管领导负责，有关领导配合。
第二十八条 有关执行机构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全面、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政府重大决策，不得拒不执行、不完全执行、变相执行、推诿执行、拖延执行。
因不可抗力或政府重大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决策目标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的，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行政首长或分管领导报告。
第二十九条 决策执行机构应当进行执行跟踪评估，并将评估结论报告决策机关。
第三十条 政府办公室负责政府重大决策执行的检查、督办、考核、跟踪评估等工作，建立跟踪评估制度，并及时向政府报告，确保决策方案的正确施行。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重大决策应当停止执行或修正的，可以向决策机关或决策执行机构提出质疑或建议。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依法对政府重大决策及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 决策执行机构应当将政府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及时向决策机关报告。
决策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政府重大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决策目标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的，应当向决策机关提出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决策的建议。
决策机关可以根据执行机构提出的建议或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提出的建议，参照本规定第四章规定的程序作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决策方案的决定。出现紧急情况的，行政首长可以直接作出决定，但必须记录在案。
第三十三条 决策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正政府重大决策决定的，决策机关和决策执行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
第六章责任追究
第三十四条 决策机关违反本规定，导致政府重大决策失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黔西南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决策承办单位违反本规定，导致决策机关决策失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黔西南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决策执行机构违反本规定，导致政府重大决策不能全面、及时、正确实施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黔西南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 受委托的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组织，不履行合同约定，或者在政府重大决策过程中违反工作规则，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机关应依法解除合同，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配套办法。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