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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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
邢台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
政字[1997]36号 1997年4月23日
第一条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基本要求而划分的环境空气质量保护区。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市整个辖区，任何单位及所有新、扩、改建项目必须执行本规定中所相应的标准。
第四条 本规定适所划定的一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国家一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国家二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三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国家三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一）一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1、白云洞风景名胜区。该区为我市省级风景名胜区，由白云洞、岐山湖、天台山三个景区组成，该区面积共100平方公里。
2、白云山——小西天风景名胜区。该区为我市省级风景名胜区，由三山（白云山、小西天、凌霄山）一峡（贺坪峡）一库（朱庄水库）组成，该区面积共500平方公里。
3、秦王湖——北武当山风景名胜区。该区为我市省级风景名胜区，由七个景点组成，该区面积共200平方公里。
4、面泉泉域。该区具体范围为：邢台至南和公路以南、北屋村以西、康庄铺和后晋祠以东、康庄铺和北屋村以北区域，该区域面积为17平方公里。
（二）三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具体范围为邢台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面积为1.6平方公里。
（三）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为我市一类和三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以外的所有区域。
第五条 两类功能区的边界处，执行较高一级标准。
第六条 本规定由邢台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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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产并购中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臧恩富
关键词： 资产并购 股东投票权，异议股东退股权、事实合并、继承者责任
摘要：界定资产并购，并将其与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的其他资产处置区分开来，是保护被收购公司股东权和债权人利益的基础。被收购公司股东权主要是投票权和退股权。被收购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主要是如何防止被收购公司逃债低价出售资产和确定资产收购公司不承担被收购公司债务的例外情况。
一、什么是资产并购？（资产并购的界定及其与公司正常经营过程其他资产处分行为的区别）
我国现行公司法中没有资产并购这个专业词汇，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中已有明确使用“资产并购”这一概念的情况，但只将其规定为一个公司购买另一个公司的资产并运营该资产或规定为一个公司为获得另一个公司的经营权而购买其资产的投资行为。[1] 、[2]、[3]由于规定的不够具体明确，无法将资产并购与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的其他资产处分明确区分开来。
资产并购作为公司并购中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指一个公司（收购公司purchasing company, acquirer , 实施并购的公司）为了取得另一个公司（被收购公司target company, 目标公司或标的公司）的经营控制权而进行的资产受让。具体分为以现金为对价受让目标公司的资产和以股份为对价受让目标公司资产两种形式。资产并购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其他资产买卖（以下简称普通资产买卖）的主要区别如下：
1、 资产并购中收购公司所购买的资产是一种营业性资产；而普通资产买卖的标的物可以是卖方公司的任何资产，不限定为营业性资产。
2、 收购公司购买被收购公司（目标公司）资产的目的是获得被收购公司的经营控制权；而普通的资产买卖不以取得卖方公司经营控制权为目的。这一点是资产并购区别于普通资产买卖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取得被收购公司的经营控制权，资产并购中的资产是指被收购公司的主要财产、重大财产而非一般性的财产。
3、 资产并购涉及到被收购公司的经营，属于被收购公司的一种重大变动，因此立法涉及是如何保护被收购公司股东尤其是少数异议股东的利益的问题（如赋予股东投票权及少数异议股东退股权），而普通资产买卖只要公司卖方公司董事会甚至公司经理同意即可，卖方公司股东无投票权，更不存在赋予少数异议股东退股权的问题。
4、 资产并购涉及公司经营权的集中，重大资产并购行为受反垄断法的调整。而普通资产买卖则不受反垄断法的调整。
二、资产并购的法律后果及立法保护被收购公司股东权和债权人利益的必要性
一个公司的经营是以其全部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为基础的，如果一个公司将其经营所必需的主要财产、重大资产、全部资产或实质性全部资产都出卖给另一个公司，其结果将导致卖方公司的经营权移转给买方公司，所以资产并购的法律后果与公司合并及公司股权并购的法律后果仅从公司经营权转移的角度说，有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资产并购被视为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一种重大变动，这种重大变动可能会违背被收购公司股东的投资意愿甚至损害被收购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各国立法一般均将资产并购区别于公司普通资产买卖而给予被收购公司股东的权益以特殊保护，如赋予被收购公司股东投票决策权（voting rights）及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minority dissent shareholder’s rights）（又称为估价权appraisal rights）。同时资产并购行为实施后，被收购公司往往只剩下收购公司所支付的对价款项，如果被收购公司以非正常低价出售资产或将流动性强的资产转让收益隐匿，则很容易损害该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尤其是若被收购公司在资产并购实施后就被解散，则解散后才对被收购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如因被收购公司出售瑕疵产品而在该公司解散后才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往往面临讨债无门的尴尬处境，所以如何保护被收购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是立法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资产并购中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的保护
资产并购中股东权的保护包括收购公司股东权的保护和被收购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收购公司的股东一般只有在该公司因资产并购需要修改公司章程或因支付资产并购对价需发行新股时，收购公司的股东才有投票权，此外收购公司的股东没有投票权，更没有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立法保护的重点是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如上所述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保护主要是赋予被收购公司股东投票权和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此外还有被收购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资产并购中要对该公司股东履行忠实和善管义务。
（一）、被收购公司股东的投票权和退股权。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没有使用资产并购这一专业词汇，但在第75条和第105、122条三条中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主要财产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时股东所享有的权利。该规定可以被视为我国公司法对于资产并购所设定的准据法。但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并购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试分析如下：
1、 对如何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财产”缺乏具体明确量化的标准。
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转让主要财产的（即作为资产并购中的被收购公司时），该公司的股东有投票权，并且少数异议股东有退股权。但由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财产”没有作出明确的量化的可操作性的界定，使得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转让财产的数量或质量达到何种程度，该公司股东才享有法定的投票权和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这一重要问题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４］一种观点认为：如何界定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财产以及如何划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应该由公司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自行规定，法律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加以自行明确。我国公司法的现行规定是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更大的自治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界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产的内涵和外延，理由是有限责任公司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而非股东通过章程自行决定的意定权利。如果允许公司股东通过章程自行界定公司主要财产，无异议于扩大了股东退股权的范围。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对于何为有责任公司的主要财产，笔者建议参照我国公司法及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中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的规定和美国公司法中关于实质性全部财产（substantially all assets）的规定尽早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以便使有限责任公司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更法定、更具可操作性，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争议。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是指超过该公司资产总额30%的资产，或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的比例达50％以上的资产，或净额（资产扣除所承担的负债）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达50％以上的资产，或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50％以上的资产。（上市公司在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相关资产分次购买、出售、置换的，以其累计数计算购买、出售、置换的数额）。[5]
美国资产并购意义上的资产是用全部资产或实质性全部资产（sales of all or substantially all the assets of a corporation）的概念进行表述的。其中对于所出售的资产是否构成实质性全部资产，依据1999年修订的模范商事公司法§12.02（a）的规定，以资产并购后，被收购资产的公司是否已明显无继续经营活动为判断标准。（whether the corporation is left without a “significant continuing business activity”.）如果被收购资产的公司所留存的经营活动至少代表其全部资产的25%并且代表税后营业所得的25%或者收入的25%，则不构成实质性全部资产，被收购公司股东无投票或退股权。[6]
2、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于资产并购（转让主要财产）的投票权规定得不够明确
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有责任公司的少数异议股东对于股东会决议出售公司主要财产有退股权，但是在公司法明确列明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法定权利中，并没有明确股东会对于公司转让主要财产的投票权（见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这样，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主要财产不召开股东会时如何处理，在现行公司法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建议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职权中明确增加规定股东会对公司转让主要财产有投票权[7]。同时建议应对股东会决议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比如应由代表股东投票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还是代表股东投票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还是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还是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笔者的意见是：被并购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并购协议应由代表股东投票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与公司合并中股东享有的投票权相同）。
如何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浅论
李柯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是我国保护公民特殊群体权益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该法在当时既适应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提倡老年人积极养老；强调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但由于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却没有及时作出修改，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该法出台后，也没有明确该部法律在老年人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当中有关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规定的关系问题，加上指导性条款太多，其可操作性低，立法不够完善具体，内容不全，立法明显滞后的问题日逐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老年人权益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得立法目标难以实现。（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法与现实情况越来越不适应的情况也愈发突出，
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缺陷与不足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从法律规定来看，有的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
（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起诉，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
（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
（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依此标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老龄化比例为7.0%，2005年达到7.69%（老龄人口为10055万）。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赡养老龄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老人来说，特别是农村老人，生活条件较差，生活方式单调 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即三世同堂型、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轮流供养型。三世同堂型即老人与子孙共同生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主要由子女、儿媳决定，老人除干点家务活帮助照看孩子外，别无其他活动，生活比较单调；不分不离型是指老人与子女虽没有分家，但是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生活费用由子女供应，这种类型的老人在子女少的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分担赡养型主要集中在多子女的老人家庭中，子女按比例分担老人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及日用品，老人也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型是指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单独生活，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责任田里的重体力活由亲朋好友子女帮助，这种类型的老人既有孤寡老人也有多子女或单子女的老人，轮流供养型主要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对于年迈的老人，被子女轮流接去赡养，就是在这个子女家住一个月或半个月，再由另一子女接走一月或半月。许多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的老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在有的地方，村庄周围甚至出现了老年人聚居的“老年村”，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老人生活要求低，渴望但不苛求精神赡养 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而不太注重营养保健、参加娱乐活动等。
生活来源单一，完全依赖子女 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造成老人生活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的情况看， 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80％以上。如78岁的张某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独自生活， 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3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 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3个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 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仍不尽义务，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最终张某服毒自杀。
2、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 绝大部分老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到年老时在经济上便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特别是个别儿媳视老人为负担，老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3、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人。 有的儿媳视娘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为外人，“内外”差别大，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有的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而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是无法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性虐待较多，甚至达到虐待案的80%。
如何对待老人？不但是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对于家庭来说，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子女对待老人主要是一个字“孝”。传统中国非常讲究“孝道”，号称“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本”，皇帝标榜“孝治天下”，选官则“举孝廉”，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儒家经典有《孝经》，通俗读物有《二十四孝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被设想为“孝道”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向推崇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完全是发乎情，止乎礼。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精神沟通和心灵慰藉。真正的“孝道”，是使父母生前享受人生安乐，死后对之表达哀戚之情。
提倡孝道不要求固守在父母身边，更不要求绝对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只要求在父母丧失生产能力而社会保障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父母实行物质救济，保证老人自我生活娱乐的物质基础；在父母丧失自我生活料理能力时，或委托亲戚，或找保姆，或亲自照顾；尊重父母的人格与个性，不侮辱父母，不对父母施以任何暴力，常常给父母通通电话，有闲暇，常回家看看，在节假日陪父母玩玩，在精神上与父母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使老人得到精神慰藉与精神自由，从而身心健康的安享晚年。
对于社会而言，要在全社会提倡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建立团结和谐的家庭关系。因此，必须将敬老爱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就需要我们全社会行动起来，大力弘扬和倡导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美德，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力度，使不善待或虐待老人者受到严历的制裁。在传统“家天下”的中国，“孝道”文化源远流长。 “孝”作为最重要的礼法的一种，不仅要求“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专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而且在法律上把“不孝”列入“十恶不赦之罪”。《唐律•斗讼》甚至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
老人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与稳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了解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性，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更应学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臧恩富
关键词： 资产并购 股东投票权，异议股东退股权、事实合并、继承者责任
摘要：界定资产并购，并将其与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的其他资产处置区分开来，是保护被收购公司股东权和债权人利益的基础。被收购公司股东权主要是投票权和退股权。被收购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主要是如何防止被收购公司逃债低价出售资产和确定资产收购公司不承担被收购公司债务的例外情况。
一、什么是资产并购？（资产并购的界定及其与公司正常经营过程其他资产处分行为的区别）
我国现行公司法中没有资产并购这个专业词汇，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中已有明确使用“资产并购”这一概念的情况，但只将其规定为一个公司购买另一个公司的资产并运营该资产或规定为一个公司为获得另一个公司的经营权而购买其资产的投资行为。[1] 、[2]、[3]由于规定的不够具体明确，无法将资产并购与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的其他资产处分明确区分开来。
资产并购作为公司并购中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指一个公司（收购公司purchasing company, acquirer , 实施并购的公司）为了取得另一个公司（被收购公司target company, 目标公司或标的公司）的经营控制权而进行的资产受让。具体分为以现金为对价受让目标公司的资产和以股份为对价受让目标公司资产两种形式。资产并购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其他资产买卖（以下简称普通资产买卖）的主要区别如下：
1、 资产并购中收购公司所购买的资产是一种营业性资产；而普通资产买卖的标的物可以是卖方公司的任何资产，不限定为营业性资产。
2、 收购公司购买被收购公司（目标公司）资产的目的是获得被收购公司的经营控制权；而普通的资产买卖不以取得卖方公司经营控制权为目的。这一点是资产并购区别于普通资产买卖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取得被收购公司的经营控制权，资产并购中的资产是指被收购公司的主要财产、重大财产而非一般性的财产。
3、 资产并购涉及到被收购公司的经营，属于被收购公司的一种重大变动，因此立法涉及是如何保护被收购公司股东尤其是少数异议股东的利益的问题（如赋予股东投票权及少数异议股东退股权），而普通资产买卖只要公司卖方公司董事会甚至公司经理同意即可，卖方公司股东无投票权，更不存在赋予少数异议股东退股权的问题。
4、 资产并购涉及公司经营权的集中，重大资产并购行为受反垄断法的调整。而普通资产买卖则不受反垄断法的调整。
二、资产并购的法律后果及立法保护被收购公司股东权和债权人利益的必要性
一个公司的经营是以其全部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为基础的，如果一个公司将其经营所必需的主要财产、重大资产、全部资产或实质性全部资产都出卖给另一个公司，其结果将导致卖方公司的经营权移转给买方公司，所以资产并购的法律后果与公司合并及公司股权并购的法律后果仅从公司经营权转移的角度说，有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资产并购被视为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一种重大变动，这种重大变动可能会违背被收购公司股东的投资意愿甚至损害被收购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各国立法一般均将资产并购区别于公司普通资产买卖而给予被收购公司股东的权益以特殊保护，如赋予被收购公司股东投票决策权（voting rights）及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minority dissent shareholder’s rights）（又称为估价权appraisal rights）。同时资产并购行为实施后，被收购公司往往只剩下收购公司所支付的对价款项，如果被收购公司以非正常低价出售资产或将流动性强的资产转让收益隐匿，则很容易损害该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尤其是若被收购公司在资产并购实施后就被解散，则解散后才对被收购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如因被收购公司出售瑕疵产品而在该公司解散后才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往往面临讨债无门的尴尬处境，所以如何保护被收购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是立法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资产并购中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的保护
资产并购中股东权的保护包括收购公司股东权的保护和被收购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收购公司的股东一般只有在该公司因资产并购需要修改公司章程或因支付资产并购对价需发行新股时，收购公司的股东才有投票权，此外收购公司的股东没有投票权，更没有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立法保护的重点是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如上所述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保护主要是赋予被收购公司股东投票权和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此外还有被收购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资产并购中要对该公司股东履行忠实和善管义务。
（一）、被收购公司股东的投票权和退股权。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没有使用资产并购这一专业词汇，但在第75条和第105、122条三条中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主要财产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时股东所享有的权利。该规定可以被视为我国公司法对于资产并购所设定的准据法。但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并购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试分析如下：
1、 对如何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财产”缺乏具体明确量化的标准。
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转让主要财产的（即作为资产并购中的被收购公司时），该公司的股东有投票权，并且少数异议股东有退股权。但由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财产”没有作出明确的量化的可操作性的界定，使得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转让财产的数量或质量达到何种程度，该公司股东才享有法定的投票权和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这一重要问题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４］一种观点认为：如何界定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财产以及如何划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应该由公司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自行规定，法律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加以自行明确。我国公司法的现行规定是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更大的自治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界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产的内涵和外延，理由是有限责任公司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而非股东通过章程自行决定的意定权利。如果允许公司股东通过章程自行界定公司主要财产，无异议于扩大了股东退股权的范围。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对于何为有责任公司的主要财产，笔者建议参照我国公司法及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中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的规定和美国公司法中关于实质性全部财产（substantially all assets）的规定尽早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以便使有限责任公司少数异议股东的退股权更法定、更具可操作性，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争议。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是指超过该公司资产总额30%的资产，或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的比例达50％以上的资产，或净额（资产扣除所承担的负债）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达50％以上的资产，或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50％以上的资产。（上市公司在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相关资产分次购买、出售、置换的，以其累计数计算购买、出售、置换的数额）。[5]
美国资产并购意义上的资产是用全部资产或实质性全部资产（sales of all or substantially all the assets of a corporation）的概念进行表述的。其中对于所出售的资产是否构成实质性全部资产，依据1999年修订的模范商事公司法§12.02（a）的规定，以资产并购后，被收购资产的公司是否已明显无继续经营活动为判断标准。（whether the corporation is left without a “significant continuing business activity”.）如果被收购资产的公司所留存的经营活动至少代表其全部资产的25%并且代表税后营业所得的25%或者收入的25%，则不构成实质性全部资产，被收购公司股东无投票或退股权。[6]
2、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于资产并购（转让主要财产）的投票权规定得不够明确
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有责任公司的少数异议股东对于股东会决议出售公司主要财产有退股权，但是在公司法明确列明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法定权利中，并没有明确股东会对于公司转让主要财产的投票权（见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这样，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主要财产不召开股东会时如何处理，在现行公司法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建议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职权中明确增加规定股东会对公司转让主要财产有投票权[7]。同时建议应对股东会决议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比如应由代表股东投票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还是代表股东投票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还是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还是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笔者的意见是：被并购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并购协议应由代表股东投票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与公司合并中股东享有的投票权相同）。
如何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浅论
李柯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是我国保护公民特殊群体权益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该法在当时既适应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提倡老年人积极养老；强调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但由于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却没有及时作出修改，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该法出台后，也没有明确该部法律在老年人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当中有关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规定的关系问题，加上指导性条款太多，其可操作性低，立法不够完善具体，内容不全，立法明显滞后的问题日逐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老年人权益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得立法目标难以实现。（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法与现实情况越来越不适应的情况也愈发突出，
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缺陷与不足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从法律规定来看，有的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
（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起诉，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
（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
（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依此标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老龄化比例为7.0%，2005年达到7.69%（老龄人口为10055万）。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赡养老龄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老人来说，特别是农村老人，生活条件较差，生活方式单调 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即三世同堂型、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轮流供养型。三世同堂型即老人与子孙共同生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主要由子女、儿媳决定，老人除干点家务活帮助照看孩子外，别无其他活动，生活比较单调；不分不离型是指老人与子女虽没有分家，但是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生活费用由子女供应，这种类型的老人在子女少的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分担赡养型主要集中在多子女的老人家庭中，子女按比例分担老人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及日用品，老人也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型是指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单独生活，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责任田里的重体力活由亲朋好友子女帮助，这种类型的老人既有孤寡老人也有多子女或单子女的老人，轮流供养型主要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对于年迈的老人，被子女轮流接去赡养，就是在这个子女家住一个月或半个月，再由另一子女接走一月或半月。许多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的老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在有的地方，村庄周围甚至出现了老年人聚居的“老年村”，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老人生活要求低，渴望但不苛求精神赡养 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而不太注重营养保健、参加娱乐活动等。
生活来源单一，完全依赖子女 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造成老人生活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的情况看， 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80％以上。如78岁的张某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独自生活， 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3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 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3个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 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仍不尽义务，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最终张某服毒自杀。
2、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 绝大部分老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到年老时在经济上便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特别是个别儿媳视老人为负担，老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3、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人。 有的儿媳视娘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为外人，“内外”差别大，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有的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而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是无法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性虐待较多，甚至达到虐待案的80%。
如何对待老人？不但是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对于家庭来说，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子女对待老人主要是一个字“孝”。传统中国非常讲究“孝道”，号称“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本”，皇帝标榜“孝治天下”，选官则“举孝廉”，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儒家经典有《孝经》，通俗读物有《二十四孝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被设想为“孝道”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向推崇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完全是发乎情，止乎礼。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精神沟通和心灵慰藉。真正的“孝道”，是使父母生前享受人生安乐，死后对之表达哀戚之情。
提倡孝道不要求固守在父母身边，更不要求绝对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只要求在父母丧失生产能力而社会保障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父母实行物质救济，保证老人自我生活娱乐的物质基础；在父母丧失自我生活料理能力时，或委托亲戚，或找保姆，或亲自照顾；尊重父母的人格与个性，不侮辱父母，不对父母施以任何暴力，常常给父母通通电话，有闲暇，常回家看看，在节假日陪父母玩玩，在精神上与父母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使老人得到精神慰藉与精神自由，从而身心健康的安享晚年。
对于社会而言，要在全社会提倡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建立团结和谐的家庭关系。因此，必须将敬老爱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就需要我们全社会行动起来，大力弘扬和倡导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美德，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力度，使不善待或虐待老人者受到严历的制裁。在传统“家天下”的中国，“孝道”文化源远流长。 “孝”作为最重要的礼法的一种，不仅要求“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专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而且在法律上把“不孝”列入“十恶不赦之罪”。《唐律•斗讼》甚至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
老人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与稳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了解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性，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更应学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