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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

(2002年9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85 号

　　2002年9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2002年9月2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管理，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以及对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和动物防疫监督等活动。
　　进出境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动物，是指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产品，是指动物的生皮、原毛、精液、胚胎、种蛋、乳以及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绒、骨、角、头、蹄等。
　　第四条　动物疫病以预防为主，实行分级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落实动物防疫责任制和疫病分级管理制度，制定动物防疫规划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应急预案。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计划、经贸、财政、卫生、林业、工商、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做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必要的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基础设施投入。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保证及时足额到位。
　　检疫收费、收缴的罚款以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应当上缴国库。
　　第二章　动物疫病的预防
　　第七条　自治区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驱治制度，实施强制免疫、驱治。
　　实施计划免疫、驱治的动物疫病，实行免疫标识管理制度。
　　第八条　实施计划免疫所需疫苗，由自治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组织订购、供应。
　　预防和扑灭动物疫病所需的药品、生物制品和有关物资，应当有适量的储备，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九条　旗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对本辖区的动物疫情进行检测和监测，并按规定的时限报告动物疫情。
　　第十条　种用、乳用动物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健康合格标准，具体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禁止销售、使用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健康合格标准的乳用、种用动物及其遗传材料。
　　第十一条　保存、使用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的，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向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备案。
　　因科研、教学、防疫、生物制品生产等特殊需要而运输一类动物疫病病原微生物或者病料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运输。
　　保存、使用、运输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或者病料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污物及动物尸体等，必须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第三章　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扑灭
　　第十二条　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时，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发布封锁令，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控制、扑灭措施，迅速扑灭疫情，并通报毗邻地区和有关部门，必要的时候，启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应急预案。
　　二、三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性流行时，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在封锁的疫点、疫区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一)疫点、疫区周围应当设立警示标志，出入口设临时检查消毒站(点)，配备消毒设施；
　　(二)禁止运出动物、动物产品及污染的物品，禁止人员、车辆出入，因特殊情况需要出入的，经现场指挥机构负责人的批准，严格消毒后方可出入；
　　(三)关闭动物、动物产品交易市场、动物屠宰场，停止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四)立即组织畜牧兽医、公安等有关部门对所有染疫和同群易感动物进行扑杀，并采取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措施；
　　(五)染疫动物接触过的用具、圈舍、场地以及动物粪便、垫料等受污染的物品，在动物防疫监督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六)饲养的易感动物应当实行圈养或者在指定地点放牧，并采取普查、监测、紧急免疫接种等措施。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隐匿、转移染疫动物及易感动物。
　　第十四条　在受威胁区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易感动物进行紧急免疫接种，建立免疫带；
　　(二)禁止从疫区引进动物、动物产品和到疫区放牧；
　　(三)关闭动物、动物产品交易市场。
　　第十五条　疫区封锁的解除，须经上一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验收同意后，由原发布封锁令的机关发布解除封锁令，并通报毗邻地区和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疫区内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作出的有关控制、扑灭动物疫病的规定。
　　为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病扑杀动物造成的损失由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因拒绝强制免疫而发生疫病被强制扑杀的，不予补偿。
第四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十七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疫管理办法和检疫对象，依法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
　　第十八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设动物检疫员具体实施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动物检疫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实施检疫。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苏木乡镇畜牧兽医站和其他有条件的单位聘用专业兽医人员，作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派出动物检疫员，代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执行规定范围内的检疫任务。
　　动物检疫员应当按照检疫规程实施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并对检疫结果负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迫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动物检疫员违反规定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第十九条　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实行报检制度。
　　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其所有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接到申报后，应当及时派人到场检疫。
　　第二十条　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并对动物产品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识。
　　动物产品的包装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包装的外表应当加封检疫标识。
　　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货主在动物检疫人员监督下作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
　　牛、羊、猪等动物无免疫标识的，或者免疫标识不符合规定的，不得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到场检疫。其他定点屠宰动物的种类和区域范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定点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和经营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凭有效消毒和检疫合格证明收购、屠宰动物，不得收购、屠宰未经检疫的动物。
　　第二十二条　禁止买卖、运输、加工、储藏未经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
　　第二十三条　从自治区外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和乳用动物的，应当在引进前到输入地旗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审批手续，引进后七日内到原审批机构登记备案。
　　引进的种用、乳用动物必须隔离观察三十日以上，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四条　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野生动物，须经饲养地、捕获地或者接收地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方可出售和运输。
第五章　动物防疫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对动物防疫活动进行监督。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应当出示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配合。
　　第二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执行公务时，可以对动物、动物产品抽检、留验，无偿采样；查询、索验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对不符合规定的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收费办法，不得擅自增减收费项目或者变更标准。补免、补检、补消毒可加一倍收费。
　　第二十八条　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托运人必须提供检疫合格证明方可托运；承运人必须凭检疫合格证明方可承运。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有权对动物、动物产品运输依法进行监督。
　　运输途中患病动物、病死动物及染疫动物产品和粪便、垫草、污物及包装物等必须按照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第二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动物饲养场、孵化厂、动物交易场所、定点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动物产品储藏场所，选址、布局、设计、建筑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
　　第三十条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动物饲养场、孵化厂、动物交易场所、定点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动物产品经营加工储藏场所等单位和个人，应当符合国家、自治区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取得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合格证》。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肉类市场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必要的设备，并取得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动物诊疗许可证》。
　　因动物诊疗活动引起的医疗事故和技术纠纷，当事人可以向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技术鉴定或者裁决，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第三十二条　检疫合格证明、验讫印章等动物防疫证章、标识不得转让、涂改和伪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拒不改正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代作处理，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对饲养、经营的动物不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免疫计划进行免疫接种的；
　　(二)从自治区外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和乳用动物，未在输入地旗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手续或者未隔离观察的；
　　(三)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未申报检疫的；
　　(四)随意处置患病动物、病死动物及染疫动物产品和粪便、垫草、污物及包装物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人员、车辆出入封锁区时，未经批准的；
　　(二)对封锁疫区内的动物未实行圈养或者未到指定地点放牧的；
　　(三)隐匿、转移封锁疫区内染疫动物和易感动物的；
　　(四)从封锁区内运出动物、动物产品及污染物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保存、使用、运输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或者运输动物病料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屠宰、买卖、加工、储藏未经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补检，无法补检的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情节严重的，吊销《动物防疫合格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未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具体处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转让、涂改、伪造动物防疫证章、标识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动物防疫证章、标识；转让、涂改检疫合格证明的，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5000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伪造检疫合格证明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3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阻碍、拒绝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和动物检疫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引发动物疫情，给他人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动物检疫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撤销相应资格：
　　(一)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识的；
　　(二)对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不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的；
　　(三)对无害化处理未履行监督职责的；
　　(四)买卖或者交付他人使用动物防疫证章、标识的。
　　因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给有关当事人造成损失、损害的，由其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隐瞒和延误疫情报告，伪造检疫结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工作中不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王占洲


摘要：“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 　预测 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这也是最多出现取保候审权利争议的情况，即羁押与取保候审权利之间的冲突），适用取保候审的最基本的条件是“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同时这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经看出“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及其刑事诉讼理论界均没有明确界定“社会危险性”的含义，没有确定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也没有为“社会危险性”设置专门的证明机制，以致于司法实践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其程度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的感觉，而不是依据科学化的制度化的证明，这已经不是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它是司法上的不严谨，它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机会。也许，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被限制还是被剥夺的问题，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如许多司法工作人员所想“反正最终都要判刑的，取保候审或逮捕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这些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来说，如同其他公民一样，他们的权利同样也是构建我们这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基石，因而他们至少有权利要求在被确定为有罪之前不因他人的随意猜测或感觉就被剥夺人身自由罢，他们至少应当有知道什么是社会危险性，自己是怎样被证明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权利罢？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研究超期羁押、取保候审与逮捕的冲突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也许问题之一就出在对“社会危险性”的认识上罢？的确，基础性的条件尚未明确又怎能保证依此而做出的判断的准确性呢？以下笔者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作一分析，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社会危险性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社会”是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或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危险”是指“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性即“性质”是指事物所包含的内在因素。仅仅从字面看，“社会危险性”即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的内在因素或者可能性”[1]。但对于刑事诉讼而言，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应当没有这么宽泛的含义，立足于刑事诉讼这一特定的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存在于强制措施中，它是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可以合法的长期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在法律上还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的人身自由的两个重要依据之一，另一个是犯罪的嫌疑——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强制措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但这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这同刑事诉讼本身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法律对其所涉嫌犯罪的或被指控犯罪的行为进行的法律评价，同时使其不能逃避法律对其行为的不利评价和相应的处罚，也就是说强制措施的功能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而是使行为接受法律评价的保障，况且，从法律上讲，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通过刑事判决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需要对其处以刑罚，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作为刑事处罚依据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被确认。基于此，笔者认为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应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因而我们将“社会危险性”界定为“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进而也可以作为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可能出现的结果所作的一种风险评估[2]。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
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在有些论著中也将这种可能性称之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称谓不准确，它可能是受了刑法中缓刑制度和假释制度的影响，适用缓刑和假释的关键条件是“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而“再犯新罪”是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法定条件，是确认“再危害社会”的重要依据之一，受此影响，有学者便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界定为“社会危险性”的表现之一。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它忽略了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这一原则下，对于那些原来就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次追诉中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作为“社会危险性”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在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在法律上他们并不存在“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前提，因为犯罪嫌疑绝不能等同于犯罪，这是关乎刑事诉讼理念的问题，作为一个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在思想上将这两者等同起来，于他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犯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又能有什么刑事诉讼权利可言呢？因而，这里我们所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应当包括：第一、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以及实施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第二、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或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应当是指不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因为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有其自身特点，对刑事诉讼的进程有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在程度上也有着不同要求。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的诉讼义务包括：第一、依法接受侦查机关对其所涉犯罪事实进行的合法的侦查；第二、依法到庭参加人民法院对其所被指控的犯罪案件的审理；第三、依法接受人民法院对其做出的生效判决的执行，确保具体刑罚的执行。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逃亡、躲避或与之相适应的方式拒不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或拒不接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决定的刑罚的执行。在这里要注意两种问题：第一、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不仅仅是逃亡、躲避，还包括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虽然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目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将在审理或刑罚执行之前使用药物或其他方式使自身处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状态的，也应视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第二、不能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来认定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因为依据现代刑事诉讼法理论及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如果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而认为有使调查或审理工作难以进行之可能性时，不能据此即自动地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而是应当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使用特定之证据来排除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给侦查或审理造成的困难。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阻碍侦查机关取证、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实施其它阻挠刑事诉讼进程的积极的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表现为：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为目的伪造、变造、隐匿或者毁灭各种涉案证据；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侦查人员、公诉人员或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公正处理；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证人、翻译人、鉴定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鉴定的真实性以及同案共犯向司法机关所作供述的真实性；第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或企图通过唆使、指使他人实施上述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这里要注意，在特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同犯罪行为会发生重合，的确，上述我们所指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只要达到法定的严重程度，它就是犯罪行为。因而，为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区别开来，这里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应是实施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
二、社会危险性的特征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应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可证明性，这应当是“社会危险性”最为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危险性”能够成为确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条件（或许在这里将之称为证据更为客观）的必要前提。尽管就社会危险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但它决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臆想和虚无缥缈的猜测，它同样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不同于物或已发生事实的存在，它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它也不同于刑法中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的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它虽然客观存在但却并未已经实际发生，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将转化为现实的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尚未转化为现实的因果关系还是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只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它们都应当是可以证明的。从立法学上讲，“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它肯定是违宪的。在《宪法》第33条和第37条的规定中确认了对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具体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主要体现为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这是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即使这时的公民已经是特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羁押只能由有资格的官员或被授权的人在一个司法机关或有权机关授权或在其有效控制下进行。当然，宪法只是规定原则，具体要通过相关部门法来实现。宪法不可以代替一般立法，宪法的规定要由其他法律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也必须通过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我们认为这种对宪法内容的具体化明确化应当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权利在部门法立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一层面的含义，即在制定部门法时明确具体的规定该项宪法权利的内容。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宪法权利在部门法司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二层面的含义，即部门法在实施时应当拥有保证该项权利实现的必要的保障机制。 因为，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是公正的，表面上也反映了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但是如果在法律实施时，如果存在公权部门可以带着恶意的眼光并以不平等的方式执行和应用它们且不受任何制约的可能性，那么一旦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时，也就意味着对平等公正的否定，而对平等的公正的否定也是为宪法所禁止的。我们在考察一项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时，不仅要考察该法律规定本身，还应当从宪法角度对其作更深层次的评价，即该项法律的执行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基于此我们认为“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是必须的，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社会危险性”可以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该项法律的执行当然不符合宪法的标准，因而它肯定是违宪的。
2、复杂性，即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原因的复杂性，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对涉嫌罪名性质的认识、对相关证据的理解、对其的预期处罚认知状态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客观上刑事诉讼所涉及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合理的排除危险性的手段的影响。对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社会危险性”的复杂性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相信“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这一简单的等式。理论上，在犯罪嫌疑同社会危险性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犯罪嫌疑自身也只是待证明的可能性，只有在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决后这种可能性才能被确定为法律事实，因而在犯罪嫌疑和社会危险性这两个待证明的可能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唯一的必然的联系，犯罪嫌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等同于社会危险性；而且从逻辑上讲，在“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正确的前提下，只能推出“社会危险性”的规定无意义的结论。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原义。
3、可变性，“社会危险性”存在于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程序是司法机关揭示和剖析已发生行为的内容并对其做出法律评价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妨碍程度，实际上也就是依附于这一过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诉讼进程的认知状态，以及在这种认知状态支配下的行为发展的方向或模式。很明显它是一个可变因素，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条件（包括生理和心理条件）、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这些因素并不是固定的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因而它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可能表现为不同的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是可感知的和可测试的，并可以根据具体的标准去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到何种程度。
4、相对确定性，这是基于“社会危险性”自身的特点所表现出的推定性的特征。就社会危险性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进行的风险评估，而且还是一种可能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可变因素，因而我们不应要求这种风险评估能够得出绝对确定的结论，它应当是一种相对确定的结论。但这种相对确定性绝不是相对的随意性，它应当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能够合理排除对立观点的相对确定性。“社会危险性”这一特征也正是我们试图为其建立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论证体系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危险性”与其它相近概念的区别
在大多数涉及到强制措施的论著及教材中都没有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做出界定，这使得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将“社会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发生混淆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准确性。因而我们要特别注意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社会危险性”同刑事实体中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
1、“社会危险性”不同于“社会危害性”。
（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
（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腿，因其自身条件的变化，甲已基本丧失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可能，其社会危险性非常小或者基本没有。
2、“社会危险性”也不同于“人身危险性”。
有学者（赵永红）从存在论和价值论相结合的角度给人身危险性作如下界定：“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为基础的，是行为人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事实与否定规范评价的统一。易言之，人身危险性是由行为人特定人格决定的犯罪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是特定人格事实和规范评价的统一”。他将这种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称之为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包括二种情况：一是指无犯罪前科的人的犯罪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初犯可能性；另一是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再犯可能性或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3]。表面上看，“社会危险性”同“人身危险性”的内容比较相似，两者都反映了对一种尚未发生的危害的可能性预测或评估，但两者存在的领域及其发挥作用的对象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一方面，对于社会危险性来说，其侧重于从刑事程序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为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提供依据，或者说正是由于社会危险性的存在赋予了司法机关剥夺那些在法律上还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人的人身自由以合法性；而人身危险性则是力图从刑事实体的角度解决刑事责任的问题，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人的犯罪可能性，为预防犯罪以及刑事立法提供指导；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刑罚学的角度研究，为量刑提供指导；初犯可能性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则在犯罪论部分有所体现，表现为立法上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选择要件加以规定[4]。另一方面，“人身危险性”强调的是行为人犯罪（包括初犯和再犯）的可能性，而在“社会危险性”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仅仅只是一个部分，其更强调的是妨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再犯罪的问题。
四、“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
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其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5]。当然，一般来说这里的证明责任是主要是针对刑事案件中作为判决依据的实体事实所需做出的证明，但是从法理上也不能排除证明责任理论可以运用于对程序问题的判断，理由有：
首先，“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必要性，因为司法机关针对程序所做出的决定同样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依据，由此所产生的决定会对那些在法律上尚属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造成直接的影响，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机关据以做出程序决定的这种关键依据同人民法院做出实体判决的依据在本质上都属于司法机关之所以能够合法地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主要原因。的确，不加证明地确定“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和不加证明地确定犯罪行为的存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它们不仅仅使刑事诉讼显得如同儿戏，而且还会使不加证明即做出该种确定的司法工作人员直接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因为一旦这种“不加证明的确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有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特别是当那些遭受了重大损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最终被确定为无罪时，这种风险更大。
其次，“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可行性，在“社会危险性”的特征中我们已经论述了“社会危险性”的可证明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可证明性并不仅仅是其自身从内部而言所具备的某种内在因素，或者是对某一概念的特点的简单归纳，它是可以纳入到逻辑推理中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其进行论证，其原理同我们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原理是基本相同的，都属于逻辑推理中的演绎推理，唯一的区别只是证明的方向正好相反。有些人也许对此不理解，但既然我们都认可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行为的性质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又能有什么理由否认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尚未发生的行为进行证明呢？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原子武器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社会危险性”，而在原子武器制造出来之前科学家很早就已经证明了它的发生，这是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尚未发生的行为的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看，对尚未发生的事实并不存在能不能证明的问题，而只有是否尽力去研究出能够证明其存在规律的论证机制的问题，它不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是方法论的问题。
据此，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时同样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根据在刑事诉讼进程中证明主体的不同，“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应作如下分配：
1、逮捕决定机关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条件当然不能随意猜测，它必须要经过证明，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承担决定逮捕违法的风险。
2、取保候审申请人的证明责任
从法理上而言，刑事诉讼法既然同时规定有适用取保候审的申请权和适用条件，那么当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且能够按照批准机关的要求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时，他就享有被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该项权利的享有取决于适用条件的成立，对于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取保候审申请能否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其已经由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转化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或者其自始即属采取取保候审不致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逮捕决定自始有误。当然，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需要证明的，这时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申请方，即负有了“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他们（包括享有申请权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承担其取保候审申请不能实现的风险。
3、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是向原逮捕决定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即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通常就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如果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认同了取保候审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及其所作的证明，即表明取保候审申请人证明责任的完成或充分实现，此时不再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但当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时，则会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因为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实际上就意味着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提出了与取保候审申请的理由完全对立的主张——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尽管这一主张也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决定逮捕的主要理由，但当取保候审申请人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理由不能成立时，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审批机关虽然理由没有变化但也相当于提出了新的对抗性主张，其当然应当承担起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证据及其证明的责任，其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应批准取保候审申请，或者承担其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的决定违法的风险。
　　　　　　　　　　　　　　　　　　　　　　　　　　　　　　　　　　　　　　　　
注释：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主编《现代汉语辞典》（第二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参见王占洲、林苇著《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5]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