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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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2009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3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9〕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已于2009年2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3月16日起施行。
二○○九年三月九日
为规范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商事案件时，向住所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司法文书，是指起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传票、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通知书、证明书、送达回证等与诉讼相关的文书。
第三条 作为受送达人的自然人或者企业、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内地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自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送达。
第四条 除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外，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为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诉讼代理人送达。
第五条 受送达人在内地设立有代表机构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代表机构送达。
受送达人在内地设立有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并授权其接受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
第六条 人民法院向在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送达。
按照前款规定方式送达的，自内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将有关司法文书递送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视为不能适用上述安排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第七条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时应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虽未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但存在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视为未送达。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第九条 人民法院不能依照本规定上述方式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公告内容应当在内地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第十条 除公告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法定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采取多种方式送达的，应当根据最先实现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向在内地的受送达人或者受送达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诉讼代理人、代表机构以及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适用留置送达的方式。
第十二条 受送达人未对人民法院送达的司法文书履行签收手续，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一）受送达人向人民法院提及了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
（二）受送达人已经按照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履行；
（三）其他可以确认已经送达的情形。
第十三条 下级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根据有关规定需要通过上级人民法院转递的，应当附申请转递函。
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转递。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不符合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退回申请转递的人民法院。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水污染防治实施办法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公告
第1号
现公布《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水污染防治实施办法》，自2008年8月1日起实施。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水污染防治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防治洱海水污染，改善洱海水质，保证洱海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全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洱海保护管理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洱海管理区域和保护范围内从事生产生活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办法。
洱海保护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都有防治洱海水污染和保护洱海水环境的义务，对污染洱海水质的行为，有制止、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
第三条 洱海水污染防治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统一规划、综合整治”的方针，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洱海的水污染防治以保护洱海水质为核心，以洱海流域环境保护治理规划和洱海水污染规划为依据，确保洱海主要入湖河流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Ⅱ类标准。
第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成立洱海综合治理保护领导组(以下简称领导组)，领导组组长由州人民政府州长担任、副组长由州人民政府分管副州长担任，成员单位由发展改革、规划建设、财政、农业、环保、水利、交通、林业、国土资源、工商、旅游、科技、苍山保护管理、大理市人民政府、洱源县人民政府等部门组成。
领导组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有关洱海流域内水污染防治的重大问题，监督检查大理市、洱源县以及州级各有关部门开展洱海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情况。
第六条 建立洱海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州政府将每年的水污染治理任务分解到大理市、洱源县及州级各有关部门，与之签订目标责任状，并于每年年底对其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考评奖惩。
第七条 在洱海管理区域和保护范围内，根据洱海水质情况，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由州级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城市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径流污染对洱海的污染损害程度，制定洱海点源、面源、内源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和削减目标，并将控制目标和计划分解到大理市、洱源县组织实施。
第八条 州级环保部门负责对洱海及流域入湖河流水质、生态环境进行年度常规监测，并定期发布水质公报。
自治州及相关市（县）水利、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协助省水文部门对洱海及流域主要入湖河流的水量、水情进行常规监测和预报。
第九条 大理市、洱源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洱海水污染防治和污染治理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无污染和少污染产业，确保洱海及入湖河流的水质符合水环境质量标准。
第十条 洱海管理局应切实加强洱海管理区域内水政、渔政、林政、自然环境保护等行政执法工作，有效防治洱海水污染。
(一)依法整治“双取消”后继续使用燃油机动渔船捕鱼和进行网箱养殖的行为；
(二)严格控制渔业船舶数量，防止船舶污染；
(三)保护洱海生物多样性，发展生态渔业，严禁酷渔滥捕；
(四)加强洱海水生植被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水生植物资源，优化群落结构，维护生态平衡；
(五)做好湖区内的清淤和水面污染飘浮物的打捞；
(六)加强滩地管理，恢复和建设好洱海湿地生态系统；
(七)会同环境保护部门、水文监测部门共同建设洱海生态监测系统，组织协商洱海的科研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第十一条 加强对洱海流域内企业的环境管理，切实防治流域污染。
(一)对新建的企业，实行严格审批，所有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与环保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制度；
(二)对现已建成的沿湖宾馆、酒店、饭店、山庄、度假村，必须建设水污染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三) 各旅行社要加强对游客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防止造成人为破坏和污染；
(四) 对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排污不达标的企业，环保部门应当依法严惩。
第十二条 发展生态农业，推广少废高效农田生产技术，减少洱海流域内化肥施用量，积极推广生物有机肥，建立洱海流域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第十三条 控制农村面源污染，按照因地制宜、一户一厕的原则，大力推广普及农村生态卫生旱厕及公厕建设。
第十四条 沿湖各乡镇所在地及人口较为集中的村落，应当因地制宜建设氧化槽、土壤净化等污水处理系统，对生活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实现生活污水就地处理，达标排放。
第十五条 大型旅游船舶应当设立洱海环保警示牌和卫生监督员，对游客进行环保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船舶上的污染物应当回收上岸，集中处理。
第十六条 在城市和村镇规划建设中，规划建设部门要做好管网设施的建设，环保部门要加强对环境的监管，防止生产、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洱海。
第十七条 进一步加大“禁磷”工作力度，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含磷洗涤用品的单位或个人，洱海流域内全面推广使用无磷洗涤用品。
第十八条 进一步加强洱海保护中的环境监察执法力度，加大对排污企业的监督检查，减少和杜绝破坏生态环境事件的发生。
第十九条 洱海管理、环保、水利、林业、旅游、农业等部门，要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开展洱海水污染防治的宣传工作，提高全民水污染防治意识。新闻媒体要对造成洱海水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不力或严重失职渎职的单位和个人，适时予以曝光公告。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环保、洱海管理部门、水利等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自2008 年8月1日起施行。原《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水污染防治实施办法》（大政发〔1999〕51号）同时废止。
死刑的立法控制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视角
孙廷然
摘要：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是我国当前死刑制度改革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从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缩减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我国的刑罚结构进行大幅调整。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罪名仍有较大的压缩空间，建议对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指出我国的刑罚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社会转型；死刑；刑法修正案（八）；刑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急速转型，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刑法也随之而发生转向。传统的刑罚万能主义、重刑主义的刑罚观，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死刑已失去了其以往在刑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废止了死刑。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中国目前的死刑立法依然过于宽泛，在现实中存在较多不利于减少死刑适用数量、提高死刑适用质量的因素，在现阶段的中国，作为“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保留死刑罪名仍然是“遗憾的必要”。在多数人认为死刑有效、死刑有威慑力的前提下，保留死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严格死刑适用，无疑是最佳选择。理论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010年8月23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顺应时代的要求，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大量削减死刑、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条件，同时对刑罚结构和减刑制度进行大幅调整，矫正“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司法现实，体现了时代色彩，彰显刑罚轻缓化和“刑罚人本主义”对生命权的尊重。
一、减少死刑罪名
（一）社会转型期的死刑立法状况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死刑罪名之立法有扩大化之势。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其中有23个集中在“反革命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章，但反革命罪中的死刑罪名基本上是备而不用或备而少用。在普通刑事犯罪中，主要有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奸淫幼女罪，抢劫罪、贪污罪等5个死刑罪名。随着社会的初步转型，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死刑罪名逐渐增多，死刑立法呈现出严重的膨胀之势。至1997年刑法修订前，死刑罪名多达72种。受传统死刑文化、“重刑主义”思想和“严打”背景的影响，立法者和普通民众对死刑还有相当程度的依赖。虽然1997年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是严格控制死刑，但分则规定的死刑罪名在数量上并未显著减少，有68种之多，其中，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数量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在刑法分则的十章中，仅“渎职罪”一章没有规定死刑[2]。
（二）减少死刑罪名
根据社会发展态势，学者呼吁在现阶段我国应当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障人权，提倡刑罚人道主义，削减死刑罪名，逐步实现全面废止死刑的目标。《草案》即是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这次刑法修改的重点是,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
《草案》中有关削减死刑的内容尤为引人瞩目，此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之一是适当减少死刑罪名，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拟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分别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三）述评
削减死刑罪名、减少死刑适用,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基本立场,也符合社会发展总趋势，减少死刑罪名是对死刑司法实践的一种回应。周光权教授认为，在今天，适度削减死刑的社会基础逐步具备，立法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并顺应形势，成规模地削减死刑，是值得期许的[3]。《草案》拟取消死刑的罪名是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的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些拟废死刑的13种犯罪,在以往很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其死刑的适用量已经锐减。个别罪名,在全国法院系统中甚至就从来没有判过一个死刑。在我国，废除这些非暴力犯罪死刑，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4]。减少死刑罪名也是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的表现及必然结果。
尽管我们对《草案》所体现的立法理念及严格控制死刑、逐渐减少死刑的国家对死刑的态度予以充分肯定，但我们必须要对我国的死刑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从我国的死刑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死刑主要适用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等八个罪名，但草案并未涉及。
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一死刑适用标准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的死刑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尚存在一定差距。陈忠林教授认为，只有对威胁人的生命适用死刑才是合理的，因为生命是最高的价值[5]。笔者亦曾撰文主张，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6]。《草案》仅仅取消上述13种较少适用或备而不用的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对我国死刑总量的影响甚微，死刑罪名仍有较大的压缩空间。
二、两个争议焦点——老年人和贪官死刑问题
（一）老年人死刑问题——争议焦点之一
《草案》第3条将刑法第49条修改为：“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该条是从犯罪主体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控制，与1997年刑法典不同的是，该条增加了“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对特殊犯罪主体的死刑慎刑、恤刑观念在我国古代以来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均有所体现。西周时期的“三赦”制度 就表现了我国古代社会早期的矜幼、恤老、哀弱的慎刑、恤刑观念。这一观念自汉代始逐渐制度化。成帝鸿嘉元年，特殊主体的死刑执行得以确定。魏晋律承汉制。自唐代以后，特殊主体的死刑适用限制制度逐渐得以成熟。《唐律•名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7]
关于75岁老年人死刑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赞成“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认为这一规定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另一种观点则表示不能接受或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草案第1条已经作出“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已经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第三种观点认为，“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老年人犯故意杀人罪,还是要适用死刑,如果不是故意杀人罪的,没有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可以不适用死刑。”因此，建议把该条款修改为：“对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但是故意杀人的除外。”[8]
笔者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6]一文建议将刑法第49条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正在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在此，笔者认为，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伦理，与儒家法律文化相吻合，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刑罚的人本主义价值。
（二）贪官死刑问题——争议焦点之二
《草案》并未涉及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死刑罪名（即“贪官死刑”）的问题，但在对《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时，“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死刑罪名是否该取消”这一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引发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热议，成为争议焦点之一。周光权教授认为死刑的威慑力有限，犯罪人基本上不是以刑法有无死刑的规定去选择要不要犯罪,减少犯罪主要还是要靠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牟新生委员认为，“除了在政治上剥夺贪官的全部权力，让他再没有行使权力的任何可能，还要在经济上处罚，做到这两条就可以了。”徐显明教授认为是否废除贪官死刑要慎重，并建议，“如果要对贪官污吏废除死刑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与死刑刑罚效果相适应的另一种刑罚方法来代替。”[9]王作富教授认为，“贪官免死”不是现实问题，不应讨论。储槐植教授表明“贪污、贿赂罪死刑在30年内都不会取消”。黄京平教授认为，“贪官免死”的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适宜的环境条件和时机需要有相对成熟的民意、社会政治、社会制度、法律制度、舆论监督，比如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机制、替代死刑的惩罚措施等。”[10]
笔者同意周光权教授和徐显明教授的观点。从死刑的历史来看，死刑的威慑力有限，死刑的存在与否与犯罪率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草案》未涉及贪官死刑的问题，但贪污贿赂死刑罪名的存在除了能够满足形式上的“威慑”感之外，已无存在的法律价值。“重典惩贪”传统观念和当前的社会基础决定了贪官暂时仍然不能免死，贪官死刑的问题仍有待于实践的论证。当前，学界在讨论废除贪官死刑的同时，应当引导民众转变死刑观念，并寻求合理的死刑替代措施。
三、调整刑罚结构，完善刑罚体系
我国的刑罚结构上，从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再到死刑，结构不合理，缺乏衔接性刑罚措施，且在刑罚的实际执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问题。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在无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之间没有多余的选择余地。陈兴良教授说，死刑过重,是指死刑罪名过多,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过多；生刑过轻,是指死缓和无期徒刑实际执行期限过短。生刑和死刑形成鲜明反差,这是我国刑罚结构存在的一个缺陷[11]。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的期限较短,对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难以起到惩戒作用。
配合死刑减少，强化自由刑适用度，针对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草案》对我国现行刑法的刑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加重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年限,提高惩罚的严厉度，完善减刑和假释制度，延长数罪并罚最长期限的规定，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草案》第4条将现行刑法中关于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以后，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减为无期徒刑或者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这一修改提高了死缓犯的减刑最低年限，限制了死缓犯的减刑次数，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完善了减刑制度，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草案》完善了假释制度，加强对被假释犯罪分子的监督管理。原判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20年以上，原判死刑缓期执行，减为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8年以上，符合一定条件，可以假释。这一规定，提高了死缓犯减刑后假释前刑罚的实际执行年限。并将原判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的犯罪分子的假释考验期限规定为十五年。这一规定旨在给予犯罪人一定的出路，以促使他们接受改造，认罪服法，通过教育改造成为新人，从而实现刑罚目的。
上述刑罚结构的调整仅仅是纲领性、宏观的调整，仍需要对刑罚结构进行微调。经过刑罚结构的调整，进而对各刑种在刑法分则中的搭配、衔接和协调问题进行技术性处理，刑罚结构将进一步趋于宽和，刑罚体系也将惩罚适度、结构合理、内容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严格控制死刑的数量，能在法律观念上引导民众，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标志着我国文明程度大幅提升。《草案》为未来立法上全面、彻底地废止死刑创造基本条件，必将给我国限制、废止死刑之路带来质的突破。但遗憾的是，《草案》未涉及残疾人的死刑问题。我国对弱势群体的权益均有相关法律——《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予以保障，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已经或者即将受到慎刑、恤刑观念的保护，唯独残疾人尚未排除死刑的适用。笔者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参考文献：
[1]赵秉志,袁彬.俄罗斯废止死刑及其启示[N].法制日报,2009-12-02（10）.
[2]赵秉志.中国现阶段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及对策:以刑事实体法为视角的考察[M]//赵秉志.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6-2007年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311-312.
[3]周光权.死刑削减的社会基础[N].检察日报，2010-08-26（3）.
[4]游伟.减少死刑,还可以做更多的努力[N].法制日报，2010-8-26（3）.
[5]周婷玉，崔清新，邹声文.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削减死刑罪名[EB/OL].[2010-8-25].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8/25/c_12484784.htm.
[6]孙廷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1）：116-119.
[7]赵秉志.穿越迷雾：死刑问题新观察[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6-27.
[8]陈丽平.常委委员分组热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赋予老年罪犯“免死金牌”争议大[N].法制日报，2010-8-26（7）.
[9]人大常委会委员激辩贪官应否免死[N].广州日报，2010-08-29（A3）.
[10]杜萌.中国三十年内不会取消贪污贿赂罪死刑[N].法制日报，2010-09-03（4）.
[11]陈兴良，殷泓，王逸吟.“减少死罪是宽严相济的具体体现”[N].光明日报，2010-09-02（9）.
（周口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周口 466000）
